怎样才算公平?
已是凌晨三点,手术室里从早上八点开始运作,一直没有可以暂停的迹象。才刚抢救一位病人,来不及喘气,上司就在问是否已叫了下一位病人。当时我真的好想问她,再等个十五至三十分钟,是会怎样?其实,我刻意暂缓了传呼下一位病人,想先把这个才刚稳定的病人先送回icu才继续下一个手术,好让我们能趁再等下个手术的十几分钟内来得及小憩。我们累了,我真想告诉她,如果不是我那位伙伴累了,我相信他不至如此大意,没留心外科医生已不知觉地造成病人大量失血,让我必须离开自己的手术,去参与抢救工作。我不是故意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在病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只能这么做。才刚抢救成功,你好歹也让我们可以先整理思绪。
敢问如果你是那下一个病人,你会愿意有个神智不清的麻醉师吗?这么做对病人公平吗?可能就是那短短的十几分钟,对一个已因其他更严重的手术而被迫延后的病人而言,根本不会恶化病情,但对一个已无法正常思考的麻醉师而言,或许就因来得及充电,而改写了下一个手术的结局,下一个病人的命运!岂止麻醉医生如此,你可以想象由一个疲累不堪的外科医生操刀的手术,会有多大后遗症的机率?你可以认为我懒,在找借口不愿意赶快完成接下来的手术,导致更多病人必须重新禁食,造成那一直无法清算的“烂帐”,你不是一直都这么相信吗?你可曾想过,如果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你或你的亲人呢?这就是为何先进国的劳工制度,会限定员工能工作的时间长度的主因,因为我们终究只是人类,因为这才能确保工作的素质。我当然知道,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但长时间的过分耗资,对员工公平吗?对病人公平吗?我因习惯了得彻夜不眠,所以还能维持安全的清醒状态,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更何况这是一个需要团队精神的工作,就算自己撑得住,也得顾虑其他团员,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有严重的后果。
这行业,我们是依赖彼此才能生存,常自以为是的外科医生没了麻醉师,没了护士,没了手术助理,能对病人下刀吗?但病人永远只记得他们的外科医生,一般麻醉医生的心酸:在外科医生执刀时,是谁给病人止痛?当他导致病人失血时,是谁在进行抢救?手术结束了,他们离开了手术室,留下麻醉医生还在守候着病人,确定病人真正“安全”。但病人每次遇着麻醉医生还有意识的时候,就是那短暂的麻醉前较清醒的时刻。不是想邀功,因为不管哪一个专业,为病人服务,终究是每一位医生选择的使命,但每次看见那外科医生不懂尊敬别人,不可一世的样子,就很想喊冤。难怪在众多医学专业里,麻醉师属于较容易患上精神病的一群。而还不是专科医生的我们,除了得面对不通情达理的上司,还有外界的欺凌,真是哑巴吃黄连。
Wednesday, February 01, 2012
Wednesday, December 07, 2011
疯了
今天,原本只安排了一个手术,,结束后外科医生要求再加一个,若是普通个案倒也罢了,是个五十七岁的阿伯,第三次中风,因呼吸需要依赖机器,而要呼吸道上安置一个永久性的气管,前几次因急性肾衰竭,而延迟了手术,昨天证实换上心脏病,刚开始治疗。任何麻醉师都知道,这是个高风险手术。问题不在于手术过程,而是心脏血管诸塞,病情不稳定,换句话说,幸运则平安无事;若出了状况,最坏的可能是死亡。更让我懊恼的是,有必要冒险吗?为何不能等心脏问题稳定了再说?这不是一个紧急手术。于是,要求在外的同事与家属商议,并把风险直接告诉他们。我还以为,任何家属一听到有可能会死,就会打退堂鼓,原来人类可以如此残酷,家人竟然说,再拖可能又会出现其他变卦,若最坏的可能真的发生了,或许是因为他的死期已至。我在想,换成躺在病床上的是儿子,父亲会选择冒险吗?或许是我不够客观,但这样的反应,真的让我觉得家人想摆脱这个“包袱”。多讽刺的人生,有谁会知道自己会突然大病一场,成了被人嫌弃的包袱呢?其他人不明白倒也算了,外科`内科也对我们施压,心脏科居然把这手术列为低风险,还把药物终止,等手术完成后再继续,天啊!换成是他们的家人,他们会这么做吗?如果这是一个不能拖延的手术,麻醉师绝对愿意冒险,但这病人靠呼吸器持续呼吸已将近三个星期,并没有肺部感染,再等一个星期,绝对没问题。再加上医生不是家属的傀儡,这儿不是私立医院,就算他们坚持,我们也有权拒绝!因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高风险手术,医生应该以病人的安全为前提!
手术完成了,很幸运在手术室里他没病发,这整个过程,从家人的反应,到一些医生令人费解的判断和决定,只能说,让人心寒。。。
今天,原本只安排了一个手术,,结束后外科医生要求再加一个,若是普通个案倒也罢了,是个五十七岁的阿伯,第三次中风,因呼吸需要依赖机器,而要呼吸道上安置一个永久性的气管,前几次因急性肾衰竭,而延迟了手术,昨天证实换上心脏病,刚开始治疗。任何麻醉师都知道,这是个高风险手术。问题不在于手术过程,而是心脏血管诸塞,病情不稳定,换句话说,幸运则平安无事;若出了状况,最坏的可能是死亡。更让我懊恼的是,有必要冒险吗?为何不能等心脏问题稳定了再说?这不是一个紧急手术。于是,要求在外的同事与家属商议,并把风险直接告诉他们。我还以为,任何家属一听到有可能会死,就会打退堂鼓,原来人类可以如此残酷,家人竟然说,再拖可能又会出现其他变卦,若最坏的可能真的发生了,或许是因为他的死期已至。我在想,换成躺在病床上的是儿子,父亲会选择冒险吗?或许是我不够客观,但这样的反应,真的让我觉得家人想摆脱这个“包袱”。多讽刺的人生,有谁会知道自己会突然大病一场,成了被人嫌弃的包袱呢?其他人不明白倒也算了,外科`内科也对我们施压,心脏科居然把这手术列为低风险,还把药物终止,等手术完成后再继续,天啊!换成是他们的家人,他们会这么做吗?如果这是一个不能拖延的手术,麻醉师绝对愿意冒险,但这病人靠呼吸器持续呼吸已将近三个星期,并没有肺部感染,再等一个星期,绝对没问题。再加上医生不是家属的傀儡,这儿不是私立医院,就算他们坚持,我们也有权拒绝!因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高风险手术,医生应该以病人的安全为前提!
手术完成了,很幸运在手术室里他没病发,这整个过程,从家人的反应,到一些医生令人费解的判断和决定,只能说,让人心寒。。。
Sunday, November 20, 2011
笑话
先是废除了值班制度,不需on call 外还能额外休假,也罢。接着是每月送上相等于on call claim 的所谓津贴,现在更离谱,周日若迟下班,还能有额外津贴,哈!难怪大家都说,想降职当实习医生算了。如果说政府要挽留医生,因此改善制度,为免人才外流,敢问为何只有实习医生该有这些特别待遇?有多少医生每天都早到迟退?在实习医生还在大摇大摆走入病房时,他们的上司已在开始巡房?他们的态度有问题吗?那些只在办公室·冷气房里纸上谈兵精明的高层,只知道办公室里接了多少家长的投诉信,说孩子过分操劳,他们在乎的不是如何提高或维持医生的素质,而是如何回应媒体和家长,如何减少负面新闻。
实行轮班制度以来,我从未从任何专科医生口中,听见赞同或称赞的话。部门主管个个摇头感叹,医科是一个需要经验累积的科系,缩短工作时间,等于降低医生的素质。实习医生,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但这也是我们武装自己,以便日后应战的关键时期。虽然很累,但不至于日夜不休。或许别人会说,我们都挨过了,当然能这么说,我想说,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才知道那段训练的重要性!
娇生惯养,斤斤计较,这将会是新制度所培育的产物的特征。我的部门里虽没有实习医生,却须常与其他部门的实习医生接触,只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据说是有很多“大人物”的孩子正在实习,追根究底,原来一切不过是一场政治游戏,有人在利用自己的权势·财势,为亲人谋利。然而,谁将会是最终的受害者?遇上这些神医的病人!这些方案为何会通过,为何可以实行?没有任何在职的主管会支持这样的方案,然而有谁会理会我们这些底层的不满?会有那么一天,或许就在那些精明的高层必须将自己或他们的亲人的生命交到这些医生的手里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觉悟。没想到,就连医生这样的行业,也让权贵如此操控,可悲可叹。。。
先是废除了值班制度,不需on call 外还能额外休假,也罢。接着是每月送上相等于on call claim 的所谓津贴,现在更离谱,周日若迟下班,还能有额外津贴,哈!难怪大家都说,想降职当实习医生算了。如果说政府要挽留医生,因此改善制度,为免人才外流,敢问为何只有实习医生该有这些特别待遇?有多少医生每天都早到迟退?在实习医生还在大摇大摆走入病房时,他们的上司已在开始巡房?他们的态度有问题吗?那些只在办公室·冷气房里纸上谈兵精明的高层,只知道办公室里接了多少家长的投诉信,说孩子过分操劳,他们在乎的不是如何提高或维持医生的素质,而是如何回应媒体和家长,如何减少负面新闻。
实行轮班制度以来,我从未从任何专科医生口中,听见赞同或称赞的话。部门主管个个摇头感叹,医科是一个需要经验累积的科系,缩短工作时间,等于降低医生的素质。实习医生,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但这也是我们武装自己,以便日后应战的关键时期。虽然很累,但不至于日夜不休。或许别人会说,我们都挨过了,当然能这么说,我想说,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才知道那段训练的重要性!
娇生惯养,斤斤计较,这将会是新制度所培育的产物的特征。我的部门里虽没有实习医生,却须常与其他部门的实习医生接触,只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据说是有很多“大人物”的孩子正在实习,追根究底,原来一切不过是一场政治游戏,有人在利用自己的权势·财势,为亲人谋利。然而,谁将会是最终的受害者?遇上这些神医的病人!这些方案为何会通过,为何可以实行?没有任何在职的主管会支持这样的方案,然而有谁会理会我们这些底层的不满?会有那么一天,或许就在那些精明的高层必须将自己或他们的亲人的生命交到这些医生的手里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觉悟。没想到,就连医生这样的行业,也让权贵如此操控,可悲可叹。。。
Friday, October 14, 2011
义诊
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就在街边的树下,开始工作。虽然没什么宣传,来做体检的人也有四十几位,就只我和一位护士,还好还能应付。
这是属于慈济的活动,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知道有这项活动,才自愿参与。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计划能多找几个志工,为更多人服务。目前只能为他们测量血压和血糖,再提供医疗咨询,可能等志工人数增加了,就能开始简单的“讲座会”。我不敢自认自己够格,但是面对普罗大众,不需要糖尿病专科医生来提供专业咨询,能给他们灌输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就已足矣。
要成立一个医疗团队,并非容易,更何况这是业余,没有额外付费的,但这世上总会有这样的人,我想这样相信。病人都是顽固的,说了十句就算只能听进一句,也总比没有的好,现在只能这样才能较乐观。
记得以前在马六甲的慈济,有中医及西医服务,也有药剂师负责分派药物。目前还不能如此,但量力而为,尽力就好,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就在街边的树下,开始工作。虽然没什么宣传,来做体检的人也有四十几位,就只我和一位护士,还好还能应付。
这是属于慈济的活动,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知道有这项活动,才自愿参与。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计划能多找几个志工,为更多人服务。目前只能为他们测量血压和血糖,再提供医疗咨询,可能等志工人数增加了,就能开始简单的“讲座会”。我不敢自认自己够格,但是面对普罗大众,不需要糖尿病专科医生来提供专业咨询,能给他们灌输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就已足矣。
要成立一个医疗团队,并非容易,更何况这是业余,没有额外付费的,但这世上总会有这样的人,我想这样相信。病人都是顽固的,说了十句就算只能听进一句,也总比没有的好,现在只能这样才能较乐观。
记得以前在马六甲的慈济,有中医及西医服务,也有药剂师负责分派药物。目前还不能如此,但量力而为,尽力就好,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Friday, October 07, 2011
值得深思的一段话
"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keep me going is that i love what i did.you've gotta find what you love...work forms the major part of your life,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keep looking and don't settle.as would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得开始和工作谈恋爱咯!
"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keep me going is that i love what i did.you've gotta find what you love...work forms the major part of your life,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keep looking and don't settle.as would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得开始和工作谈恋爱咯!
Saturday, October 01, 2011
误会
原来,我误会了那位母亲。今天结束了工作,回到了前天的病房,看见躺在床上的那位病人,情况日益严重,肺部积水的问题尚未解决。我提醒自己不能生气,询问那满脸愁容的母亲,为何不允许医生插管抽水。她说,儿子的病情已严重了,我忍不住问她,难道我们真的撒手不理,什么都不做吗?站在一旁的姐姐说,她们曾询问病房的负责医生,他说病人情况不稳定,不宜插管,还好她不记得那医生的名字,否则我一定致电问明究竟。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当然,在家属面前,我们不宜“自相残杀”,可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不是家属拒绝,而是有位“神医”告诉他们不能插管。那母亲可能不明白,可是还有其他家属啊!可见主治医生根本没有主动接触病人家属,只选择相信实习医生的话,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不是病房的负责医生,尚能在完成职务后,试着想了解其中原因,希望能取得家属的同意,主治医生天天巡房,为何不能?如果我是那主治医师,一定会揪出罪魁祸首,把他狠狠训一顿,不懂装懂,害人不浅啊!
原来,我误会了那位母亲。今天结束了工作,回到了前天的病房,看见躺在床上的那位病人,情况日益严重,肺部积水的问题尚未解决。我提醒自己不能生气,询问那满脸愁容的母亲,为何不允许医生插管抽水。她说,儿子的病情已严重了,我忍不住问她,难道我们真的撒手不理,什么都不做吗?站在一旁的姐姐说,她们曾询问病房的负责医生,他说病人情况不稳定,不宜插管,还好她不记得那医生的名字,否则我一定致电问明究竟。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当然,在家属面前,我们不宜“自相残杀”,可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不是家属拒绝,而是有位“神医”告诉他们不能插管。那母亲可能不明白,可是还有其他家属啊!可见主治医生根本没有主动接触病人家属,只选择相信实习医生的话,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不是病房的负责医生,尚能在完成职务后,试着想了解其中原因,希望能取得家属的同意,主治医生天天巡房,为何不能?如果我是那主治医师,一定会揪出罪魁祸首,把他狠狠训一顿,不懂装懂,害人不浅啊!
Friday, September 30, 2011
生气
很不想生气,尤其是在值班的时候,因为这不仅将影响自己的工作情绪,也很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昨天真的好累,一整天已经停不下来,还要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我有点压抑不住情绪。一大早电话就响了,说是内科有个病人需要紧急插管,到了那病房,获得家属同意后,一群病房的负责医生就随着专科医生巡房,所有该具备的仪器都没准备好,就丢下我和几位护士,也罢,那气喘的病人是心脏病患者,因肺部细菌感染,已需提升血压的药物,而他只有仅仅一个点滴,我真的很想骂人,但还能压抑怒意。
傍晚时分,发现一个普通病房的病人从早上有个同事检查时就有神智不清的迹象,需要插喉,没人采取行动,和病房值班的主管沟通时,她居然不知情,言语间有责备我的同事没有通知她的意思,天啊,这是你的病房,你的病人神智不清你在巡房时难道没有发现?当然,一切只成了心底话,有些话说了既会伤感情,也不会改变什么,何苦?我只是同情那位病人。
到了晚上,差不多同时接受五个referral,我好希望自己会分身术,这种状况虽不属于罕见,但也不常发生,既然发生了,也只能权衡轻重,先看了不能耽误的个案。我搁下了急诊室的两位病人,赶紧到内科病房看一位二十几岁的down syndrome 病人因肺部积水,其母亲拒绝让病房医生插管把水抽出,而越来越缺氧。我自认一开始就心里有气,因为这绝对是可以被避免的!更何况类似病人的呼吸管和一般人不同,插管会比常人更具风险,但我们别无选择。我简略地解释了程序,她坚持要与家人商议,已是半夜时分,没人接电话。情急之下,我只能说狠话了,说如果她不让我们这么做,儿子会死去等话来恐吓(其实也非恐吓,因为如果我们置之不理,这会是必然的结局),以为她会“就范”,怎知她还是冥顽不灵,拿着电话不放。我气得快爆炸了,也没时间去理会她的不安,看着她越来越疲惫的儿子,纠缠了近半小时,她竟然还不能决定。我只吩咐实习医生在她有了决定后才再通知,就匆匆到急诊室。忙着忙着,再有消息时已快两个小时,还好她儿子年轻,勉强撑得住,顺利插喉。下班后太累了,睡醒后有事到医院,查看电脑,发现她还是不许病房医生给她儿子插管子抽水。我无语,因为插喉后不把积水抽出,治标不治本,白费功夫。我想再见她一次,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母亲到底在想什么,她是否知道自己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会心平气和,为了她儿子,一个可以医治的病例,只有二十几岁的生命,多么可惜。
很不想生气,尤其是在值班的时候,因为这不仅将影响自己的工作情绪,也很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昨天真的好累,一整天已经停不下来,还要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我有点压抑不住情绪。一大早电话就响了,说是内科有个病人需要紧急插管,到了那病房,获得家属同意后,一群病房的负责医生就随着专科医生巡房,所有该具备的仪器都没准备好,就丢下我和几位护士,也罢,那气喘的病人是心脏病患者,因肺部细菌感染,已需提升血压的药物,而他只有仅仅一个点滴,我真的很想骂人,但还能压抑怒意。
傍晚时分,发现一个普通病房的病人从早上有个同事检查时就有神智不清的迹象,需要插喉,没人采取行动,和病房值班的主管沟通时,她居然不知情,言语间有责备我的同事没有通知她的意思,天啊,这是你的病房,你的病人神智不清你在巡房时难道没有发现?当然,一切只成了心底话,有些话说了既会伤感情,也不会改变什么,何苦?我只是同情那位病人。
到了晚上,差不多同时接受五个referral,我好希望自己会分身术,这种状况虽不属于罕见,但也不常发生,既然发生了,也只能权衡轻重,先看了不能耽误的个案。我搁下了急诊室的两位病人,赶紧到内科病房看一位二十几岁的down syndrome 病人因肺部积水,其母亲拒绝让病房医生插管把水抽出,而越来越缺氧。我自认一开始就心里有气,因为这绝对是可以被避免的!更何况类似病人的呼吸管和一般人不同,插管会比常人更具风险,但我们别无选择。我简略地解释了程序,她坚持要与家人商议,已是半夜时分,没人接电话。情急之下,我只能说狠话了,说如果她不让我们这么做,儿子会死去等话来恐吓(其实也非恐吓,因为如果我们置之不理,这会是必然的结局),以为她会“就范”,怎知她还是冥顽不灵,拿着电话不放。我气得快爆炸了,也没时间去理会她的不安,看着她越来越疲惫的儿子,纠缠了近半小时,她竟然还不能决定。我只吩咐实习医生在她有了决定后才再通知,就匆匆到急诊室。忙着忙着,再有消息时已快两个小时,还好她儿子年轻,勉强撑得住,顺利插喉。下班后太累了,睡醒后有事到医院,查看电脑,发现她还是不许病房医生给她儿子插管子抽水。我无语,因为插喉后不把积水抽出,治标不治本,白费功夫。我想再见她一次,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母亲到底在想什么,她是否知道自己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会心平气和,为了她儿子,一个可以医治的病例,只有二十几岁的生命,多么可惜。
Tuesday, September 27, 2011
一分温暖--我一直在寻找的“human touch"
刚工作的第一天,就要回到icu值班。一如往常,若非病入膏肓,也不会住进深切治疗病房,一整个上午至下午都忙得团团转,不是这儿有个病人血压太低,就是那个病人心脏停跳,需要抢救。遇上了这么一个个案,一个六十五岁的阿伯,细菌感染导致肾脏功能衰退,需要洗肾,血压也得靠四种药物勉强维持,用尽了最强的抗生素,病情仍急速恶化。一开始我们仍不愿放弃,已告知家属病情不乐观,但我们仍在努力。一直到傍晚,发现瞳孔放大,病情毫无起色,上司才决定放手,我把家属叫到一旁,再次告知病人状况,为我们的无能为力而深感抱歉,然后残酷地,诚实地把他们的父亲将会死去的事实说了出来。这是身为家属者多不希望从医生的口中听见的话,但他们不但能接受,还感谢我们已经尽力。我允许家属轮流进来为病人祷告,并协助他们处理一些医生证明之类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在病人逝世后,有家属向我致谢。其实一切只是沟通上的问题,很多医生都以忙为理由,没向家人解释病情,没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而往往最让人不满的不是事情最后的结局,情况有多严重,而是他们毫不知情。icu 的医生和普通病房的住院医生在告知坏消息时,所用的字眼和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常直接说出情况,为的是不让病人或其家属抱着假的希望。而为何那些家人不在我说出真相后上前揍我一顿?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最茫然时告知病情,并愿意解答任何疑惑,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愿意和他们一起去面对生命的考题。所以,即使最后我们还是束手无策,他们还会对我们表示感激。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东西,不是他们的感激,而是和他们一起面对,在冷酷的命运跟前,传递一丝暖意。跨入这行业三年了,我必须承认在医学院的时候,教授就常说‘don't be too attached to ur patient'要我们和病人保持专业的距离,我一直都是如此,所以才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情,这是我首次觉得在工作里能找到一些温暖,希望这是个好的开始。
刚工作的第一天,就要回到icu值班。一如往常,若非病入膏肓,也不会住进深切治疗病房,一整个上午至下午都忙得团团转,不是这儿有个病人血压太低,就是那个病人心脏停跳,需要抢救。遇上了这么一个个案,一个六十五岁的阿伯,细菌感染导致肾脏功能衰退,需要洗肾,血压也得靠四种药物勉强维持,用尽了最强的抗生素,病情仍急速恶化。一开始我们仍不愿放弃,已告知家属病情不乐观,但我们仍在努力。一直到傍晚,发现瞳孔放大,病情毫无起色,上司才决定放手,我把家属叫到一旁,再次告知病人状况,为我们的无能为力而深感抱歉,然后残酷地,诚实地把他们的父亲将会死去的事实说了出来。这是身为家属者多不希望从医生的口中听见的话,但他们不但能接受,还感谢我们已经尽力。我允许家属轮流进来为病人祷告,并协助他们处理一些医生证明之类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在病人逝世后,有家属向我致谢。其实一切只是沟通上的问题,很多医生都以忙为理由,没向家人解释病情,没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而往往最让人不满的不是事情最后的结局,情况有多严重,而是他们毫不知情。icu 的医生和普通病房的住院医生在告知坏消息时,所用的字眼和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常直接说出情况,为的是不让病人或其家属抱着假的希望。而为何那些家人不在我说出真相后上前揍我一顿?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最茫然时告知病情,并愿意解答任何疑惑,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愿意和他们一起去面对生命的考题。所以,即使最后我们还是束手无策,他们还会对我们表示感激。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东西,不是他们的感激,而是和他们一起面对,在冷酷的命运跟前,传递一丝暖意。跨入这行业三年了,我必须承认在医学院的时候,教授就常说‘don't be too attached to ur patient'要我们和病人保持专业的距离,我一直都是如此,所以才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情,这是我首次觉得在工作里能找到一些温暖,希望这是个好的开始。
一个病人的故事
July 16, 1995
The Boston Globe Magazine
UNTIL LAST FALL, I had spen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my career as a health-care lawyer, first in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n in the private sector. I came to know a lot about health-care policy and managem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contracts. But I knew little about the delivery of care. All that changed on November 7, 1994, when, at age 40 I was diagnosed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In the months that followed, I was subjected to chemotherapy, radiation, surgery, and news of all kinds, most of it bad. It has been a harrowing experience for me and for my family. And yet, the ordeal has been punctuated by moments of exquisite compassion. I have been the recipient of an extraordinary array of human and humane responses to my plight. These acts of kindness — the simple human touch from my caregivers — have made the unbearable bearable.
· · · · ·
DURING SEPTEMBER and October of 1994, I made several visits to the outpatient clinic of a Boston teaching hospital for treatment of a persistent cough, low-grade fever, malaise, and weakness. The nurse practitioner diagnosed me as having atypical pneumonia and prescribed an antibiotic. Despite continued abnormal blood counts, she assured me that I had a post-viral infection and didn't need an appointment with my physician until mid-November, if then. By mid-October, I felt so bad that I decided I could not wait until November 11 to be seen. Disappointed with the inaccessibility of my physician, I decided to seek care elsewhere, with the hope that a new doctor might be more responsive.
‘‘The rule books, I’m sure, frown on such intimate engagement between caregiver and patient. But maybe it’s time to rewrite them.’’
Kenneth B. Schwartz
My brother, a physician who had trained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rranged for an immediate appointment with Dr. Jose Vega, an experienced internist affiliated with MGH. Dr. Vega spent an hour with me and ordered tests, including a chest X-ray. He called within hours to say he was concerned by the results, which showed a ‘‘mass’’ in my right lung, and he ordered a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scan for more detail. I remember leaving my office for home, saying quickly to my secretary, Sharyn Wallace, ‘‘I think I may have a serious medical problem.’’ Indeed, the CT scan confirmed abnormal developments in my right lung and chest nodes.
The next day, Dr. Vega, assuring me that he would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to me whenever I needed him, referred me to Dr. Thomas Lynch, a 34-year-old MGH oncologist specializing in lung cancer. Dr. Lynch, who seems driven by the ferocity of the disease he sees every day, told me that I had lung cancer, lymphoma, or some rare lung infection, although it was most likely lung cancer.
Mimi Bartholomay, RN, MSN, an outpatient oncology
nurse with the author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Photography by Bill Greene / The Boston Globe
My family and I were terrified. Fo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my blood pressure, which used to be a normal 124 over 78, went to 150 over 100, and my heart rate, which used to be a low 48, ran around 100.
Within 72 hours of seeing Dr. Lynch, I was scheduled for a bronchoscopy and a mediastinoscopy, exploratory surgical procedures to confirm whether I indeed had lung cancer. Until this point, I had thought that I was at low risk for cancer: I was relatively young, I did not smoke (although I had smoked about a cigarette a day in college and in law school and for several years after that), I worked out every day, and I avoided fatty foods.
The day before surgery, I was scheduled to have a series of tests. The presurgery area of the hospital was mobbed, and the nurses seemed harried. Eventually, a nurse who was to conduct a presurgical interview called my name. Already apprehensive, I was breathing hard.
The nurse was cool and brusque, as if I were just another faceless patient. But once the interview began, and I told her that I had just learned that I probably had advanced lung cancer, she softened, took my hand, and asked how I was doing. We talked about my 2-year-old son, Ben, and she mentioned that her nephew was named Ben. By the end of our conversation, she was wiping tears from her eyes and saying that while she normally was not on the surgical floor, she would come see me before the surgery. Sure enough, the following day, while I was waiting to be wheeled into surgery, she came by, held my hand, and, with moist eyes, wished me luck.
The author with wife Ellen Cohen
and their son Ben
This small gesture was powerful; my apprehension gave way to a much-needed moment of calm. Looking back, I realize that in a high-volume setting, the high-pressure atmosphere tends to stifle a caregiver's inherent compassion and humanity. But the briefest pause in the fre netic pace can bring out the best in a caregiver and do much for a terrified patient.
The nurse left, and my apprehension mounted. An hour later, I was wheeled to surgery for a biopsy of the chest nodes and the mass in my lung. I was greeted by a resident in anesthesiology, Dr. Debra Reich, who took my pulse and blood pressure and said gently, ‘‘You're pretty nervous, huh?’’ She medicated me with tranquilizers, but that did not stop me from asking about where she lived, where she had trained, and whether she was married. I jokingly asked her how come she was the only Jewish doctor I had met during my time at MGH. When it turned out that she lived down the street from me and liked the sandwiches at the same corner shop, Virginia's, I felt comforted. She squeezed my shoulder, wished me luck, and wheeled me into surgery.
When I awoke, I was told that I had adenocarcinoma in my right lung and in several chest nodes — in other words, advanced lung cancer. I don't remember a lot about those hours, but I remember Dr. Vega's face with tears in his eyes. I also remember feeling very sad and scared.
A few days later,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Dr. Reich: ‘‘Remember me, your friendly anesthesiologist? I came by to see you this afternoon as my professional duty but also to express my sadness in hearing about your diagnosis. Your door was closed and there seemed to be a lot of activity, so I decided not to disturb you.
‘‘As I'm sure you know, we as physicians are taught not to become emotionally involved in our patients because then we would be continually devastated. But I guess because we had such a nice interaction before your surgery and because your life was one which I could relate to so well — being Jewish, professional, renovating a house, sandwiches at Virginia's, etc. — your situation really struck a chord in me. (Hey, maybe you can't even remember any of this because of the medicine I gave you, but hopefully you do...)
‘‘I was very impressed that during the fear and anxiety you were experiencing, you still maintained your composure, your sense of humor, and even thought to ask me when I was getting married.
‘‘So, anyway, as you told me, keeping your wife and son in mind will make you fight strong, and I know this to be true! I know that you have a very loving and supportive family who will help you through this as well.
‘‘Best wishes, and maybe I'll run into you sometime at Virginia's.’’
I had not forgotten Dr. Reich, nor will I ever forget her willingness to cross the professional barrier, hold my hand, and write those words.
· · · · ·
IT WAS CLEAR THAT I WOULD soon begin a new chapter in my illness and undergo the classic treatment for such advanced cancer: intensive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followed by surgery to remove the tumors, nodes, and entire lung, if necessary. Dr. Lynch told me that this option presented the real possibility of a cure.
Over the next week, I had a series of additional radiologic scans to determine if the cancer had spread beyond my chest. These scans are incredibly scary: You are placed in a tube resembling a sarcophagus, with only 6 inches between you and the walls, and you may spend several hours inside, deafened by the clanging machine. And the scans always raise fears about whether more bad news is around the corner.
Dr. Vega or Dr. Lynch always made it a point, though, to relay results within 24 hours, so my family and I didn't have to endure the anxiety of uncertainty any longer than necessary.
The scans of my body, head, liver, bones and back were clear. I was relieved.
The doctors soon began an intensive regimen of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with the goal of destroying the cancer and preparing for surgery to remove my lung.
Before being admitted for my first five-day course of chemotherapy, I had a radiation-simulation session. During such sessions, therapists meticulously map their targets by marking your skin where the radi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I was asked to lie on a table in a large, cold chamber. The radiation therapist, Julie Sullivan, offered me a blanket and, mentioning that the staff had a tape deck, asked if I had any requests: I recalled my college days and asked for James Taylor. Listening to ‘‘Sweet Baby James’’ and ‘‘Fire and Rain,’’ I thought back to a time when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I faced was being jilted by a girlfriend, and tears ran down my cheeks. As therapists came and went, Julie Sullivan held my hand and asked me if I was OK. I thanked her for her gentleness.
After having a Port-o-Cath implanted in my chest — a device that allows chemotherapy to be administered without constant needle sticks in the arm — I was admitted to MGH in mid-November. During that and other hospitalizations, either my mother or sister would stay overnight, often sleeping in cramped chairs. When I awoke at night in an anxious sweat or nauseated, I would see one of them and feel reassured.
While doctors managed my medical care, my day-to-day quality of life and comfort were in the hands of two or three nurses. These nurses showed competence and pride in their work, but they also took a personal interest in me. It gave me an enormous boost, and while I do not believe that hope and comfort alone can overcome cancer, it certainly made a huge difference to me during my time in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my two chemotherapies, when I also received high-dose radiation twice a day, I came to know a most exceptional caregiver, the outpatient oncology nurse Mimi Bartholomay. An eight-year veteran who had experienced cancer in her own family, she was smart, upbeat, and compassionate. I had to receive fluids intravenously every day at the clinic, and while there we talked regularly about life, cancer, marriage, and children. She too was willing to cross that professional Rubicon — to reach out and talk about my fear of dying or, even worse, my fear of not living out my life, of not biking through the hills of Concord and Weston on summer weekends with my brother, of not seeing my child grow up, of not holding my wife in my arms. And she took the risk of talking about her own father's recent bout with cancer. I cannot emphasize enough how meaningful it was to me when caregivers revealed something about themselves that made a personal connection to my plight. It made me feel much less lonely. The rule books, I'm sure, frown on such intimate engagement between caregiver and patient. But maybe it's time to rewrite them. THE BEST MEDICINE
In my new role as patient, I have learned that medicine is not merely about performing tests or surgeries, or administering drugs. These functions, as important as they are, are just the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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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MY SECOND ROUND of chemotherapy, I was ready for the final stage of what we hoped would be a cure: surgery. Before this could happen, Dr. Lynch repeated my radiologic scans, to be sure that the cancer had not spread. He assured me that the chance of any such metastasis was remote — less than 5 percent — although it would be a disaster if it occurred.
The scans were endless, scary, and lonely. While members of my family stayed with me in the waiting rooms, they could not accompany me to the scanning rooms; the experience again was harrowing. But I felt my greatest fear while awaiting the results. After a week of tests, I had one last scan of my bones. I was concerned when the technologist asked to do a special scan of my back that had not been done before.
The next day, I called Dr. Lynch's office and asked his assistant, Mary Ellen Rousell, when I could come in to find out the results. She said, ‘‘How about this afternoon?" and then added, ‘‘You might want to bring someone.’’ My heart skipped. When my wife and I entered Dr. Lynch's office and saw his face, our hearts sank. He was ashen. He said that while all the other scans were clear, there appeared to be a metastic tumor in my spine. He explained that this meant that lung surgery at this point would be futile, since other metastases were likely to surface.
Dr. Lynch said that he could n ot be 100 percent certain that this was a tumor and that, because so much was at stake, we should do a biopsy. My wife and I wept openly — in part, because, looking at Dr. Lynch's face, we felt that he had lost hope.
I could not help but ask what treatment options were available, and he mentioned a drug called Taxol. Still being the lawyer, I quizzed him:
Me: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benefit from Taxol?
Dr. Lynch: Forty percent.
Me: How much do they benefit?
Dr. Lynch: They can get several years of life, although it is not a cure. And the median survival for patients on Taxol with your advanced stage of disease is nine months.
Nine months! My wife and I cringed. I ended the session by asking Dr. Lynch, ‘‘How do you do this work?’’ And he answered, in genuine pain, ‘‘By praying that I don't have days lik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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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GAN TO HAVE TROUBLE sleeping, and when I awoke, I was filled with dread and despair. I thought frequently of the observation of Richard Block, the founder of H&R Block, who had survived lung cancer after being told initially that he had only months to live: ‘‘I lived for five days without hope and...my life during those five days...was far worse than at any time during the 'horrible' ordeal of tests or treatments.’’
And when I contemplated not living to see my son grow up or not cherishing my wife for a lifetime, I thought of King Lear, who, at a low point, wailed:
I am bound
Upon a wheel of fire, that mine own tears
Do scald like molten lead.
I desperately needed to regain hope, and I needed Dr. Lynch to regain his sense of hope.
A few days later, I had the biopsy. Dr. Lynch met with my family to report that, indeed, after considerable searching, the pathologist had found small deposits of adenocarcinoma in my vertebra. It was now confirmed that I had metastatic lung cancer. Although my brother and my father, who is also a physician,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radical surgery on my back and lung to remove all the tumors, Dr. Lynch and the surgeons rejected this option because further metastases were likely to appear, and the surgery would be debilitating and reduce my quality of life at a time when my life could well be substantially shortened.
The clear treatment was more chemotherapy. Dr. Lynch again recommended the use of Taxol, with the hope of slowing the cancer's spread.
My wife and I were largely silent during the medical discussion. I asked my father and brother to leave so my wife and I could talk not facts and figures but matters of the heart. When they had left, I said to Dr. Lynch, ‘‘You told me two things all along: One, that you were aiming for a total cure and if that were not feasible, you would tell me at that time. And two, you would never, ever give up on me, never stop trying to fight, to extend my life as long as possible. Am I no longer on the cure route?’’
He looked somberly at us and explained that there were no known treatments to cure this stage of cancer.
‘‘And will you stick by me and fight to the end?’’ I asked.
He nodded vigorously and then outlined a number of state-of-the-art, experimental protocols from which I might benefit after Taxol.
And, leaving statistics behind, he talked of several patients who had defied the odds and lived for years beyond expectations. He advised that my goal should be to be here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and then the year after, and the year after — one day at a time, one month at a time, one year at a time. He mentioned several breast-cancer patients who had told him that they had relished their final years with their children in a way that they had never known before. It felt good to leave the medical talk and speak heart to heart, and it felt to me that he had regained a sense of hope — not for some magical cure bu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ding my life.
It was crucial to my wife and to me that he not give up hope. I understood his surprise and disappointment at the metastasis; in fact, as one friend suggested, his distress at that event was a sign of his caring about me and his involvement with my case. But we desperately needed him to give us a realistic basis for hope — and he had.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it is that we never know when, how, or whom a serious illness will strike. If and when it does, each one of us wants not simply the best possible care for our body but for our whole being.’’
Kenneth B. Sch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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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DAY, I BEGAN A NEW chapter in my fight. And once again, Mimi Bartholomay was by my side, monitoring my reaction and assuring me that most people tolerated Taxol very well. I had no allergic reactions, and I felt good that the battle was under way. I had hoped that maybe this could buy me time.
Time was now my best friend, since it could allow medical research to advance and doctors to find new strategies and maybe even a cure for advanced lung cancer.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help from my father, who has had a long and distinguished career in academic medicine, I began to explore potential cutting-edge protocols that could supplement or follow Taxol.
My father arranged a meeting for my wife and me with Dr. Kurt J. Isselbacher,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and director of the MGH Cancer Center. He is a small man with a large presence and piercing blue eyes, and he was surrounded by medical books, papers, and many pictures of his family. He was upbeat, telling us of protocols under way that showed promise in fighting metastatic tumors. Like several others, he told me a personal story that cut to the bone: A close family member, he said,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advanced cancer, which the attending oncologist had said was ‘‘very, very bad.’’ The family member had said to him: ‘‘Kurt, you have helped so many people in your life, can you now help me?’’ He personally treated the family member in that person's home with chemotherapy, and, 21 years later, that person is thriving.
Dr. Isselbacher offered to serve as an advocate for me, to work with my father and Dr. Lynch to find the most promising protocols. I told him at the meeting that while I had no illusions, I was deeply moved by his refusal to give up and by his abiding hope; I was especially affected because such hopefulness was not coming from a faith healer but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He had strengthened our resolve to fight.
‘‘I was especially affected because such hopefulness was not coming from a faith healer but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Kenneth B. Schwartz
As I grappled to maintain my hope in the face of the advancing disease, I was referred to Dr. Ned Cassem, a senior MGH psychiatrist who not only had had vast experience with the seriously ill but was himself a Jesuit priest. I had met with him once during my second hospitalization, and my memory through the haze was that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ith whom I had discussed death. I remembered that when I asked him if, when, and how I should say goodbye to people, he sai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wait to say goodbye; you can express your love and appreciation for people right now, every day.’’
After the devastating news of the metastasis, I felt the urge to seek out Dr. Cassem again, in part to ask if there was anything more I should be doing to help my son, Ben, cope with my illness or the eventuality of my death. I mentioned that several people had suggested I make a videotape for Ben but that I thought I couldn't do that. Dr. Cassem replied that every time we played or laughed together, we were creating building blocks, precious memories that will be a part of him forever.
I also asked him if he thought I should be doing more to prepar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n early death. He looked perplexed and asked, ‘‘Have you prepared your will?’’ I said yes. ‘‘Are your affairs otherwise in order?’’ I again said yes. ‘‘So it sounds like you are prepared. ... Remember, death is a minor matter. Living ... that's the challenge.’’
I then told him of the paradox that moments of great pleasure — playing with my son, snuggling with my wife, talking intensely with friends — also caused me great pain and tears. Was I depressed? Was this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He looked at me thoughtfully and said: ‘‘When you cry about your son, it's because he has touched you deeply. It's an affirmation of your love for him. When you weep about the joy you experienced with your wife or close friends, that's an acknowledgment of your love for them. That's not a bad thing. ...Maybe a day without tears has been a dull day.’’ I nodded and then could not help but ask: ‘‘Do you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prayer?’’ Dr. Cassem nodded. ‘‘Absolutely,’’ he said, ‘‘and your name is on my prayer list.’’ I felt warmed in his presence, by his wisdom, his common sense, and his spiri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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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MONTHS, I have had several setbacks: a bone scan that showed four to five additional tumors, and a CT scan that showed significant progression of the cancer in both lungs. The only good news was that it had not spread to my head or liver. I am pained, but not surprised, at the relentlessness of the disease, and I am straining to retain hope that one of the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may succeed where chemotherapy has failed.
For the first time, I recently mentioned to Dr. Lynch the idea of a hospice service and wondered how I might reduce future pain as the cancer progresses. Dr. Lynch answered that we were still a long way from that discussion, that we still had many avenues to explore, and that he remained as committed as ever to doing whatever he could to extend my life in a quality way.
Around the time of the CT scan, when I was feeling particularly dejected, I had an appointment with Mimi Bartholomay for an injection. She was running late, and as she approached me in the clinic waiting room, she looked harried. But as she got closer, she could see how unhappy I was, and she put her arm around me and directed me to a private room. I began to cry, and she intuitively responded: ‘‘You know, scan days are the worst. But whatever the results, we are not going to give up on you.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you and for you all the way.’’ I hugged her and thanked her for hanging in there with me.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it is that we never know when, how, or whom a serious illness will strike. If and when it does, each one of us wants not simply the best possible care for our body but for our whole being.
I still am bound upon Lear's wheel of fire, but the love and devotion of my family and friends, and the deep caring and engagement of my caregivers, have been a tonic for my soul and have helped to take some of the sting from my scalding tears.
Kenneth B. Schwartz died of lung cancer in September 1995.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he founded the Kenneth B. Schwartz Center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which is dedicated to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July 16, 1995
The Boston Globe Magazine
UNTIL LAST FALL, I had spen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my career as a health-care lawyer, first in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n in the private sector. I came to know a lot about health-care policy and managem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contracts. But I knew little about the delivery of care. All that changed on November 7, 1994, when, at age 40 I was diagnosed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In the months that followed, I was subjected to chemotherapy, radiation, surgery, and news of all kinds, most of it bad. It has been a harrowing experience for me and for my family. And yet, the ordeal has been punctuated by moments of exquisite compassion. I have been the recipient of an extraordinary array of human and humane responses to my plight. These acts of kindness — the simple human touch from my caregivers — have made the unbearable bearable.
· · · · ·
DURING SEPTEMBER and October of 1994, I made several visits to the outpatient clinic of a Boston teaching hospital for treatment of a persistent cough, low-grade fever, malaise, and weakness. The nurse practitioner diagnosed me as having atypical pneumonia and prescribed an antibiotic. Despite continued abnormal blood counts, she assured me that I had a post-viral infection and didn't need an appointment with my physician until mid-November, if then. By mid-October, I felt so bad that I decided I could not wait until November 11 to be seen. Disappointed with the inaccessibility of my physician, I decided to seek care elsewhere, with the hope that a new doctor might be more responsive.
‘‘The rule books, I’m sure, frown on such intimate engagement between caregiver and patient. But maybe it’s time to rewrite them.’’
Kenneth B. Schwartz
My brother, a physician who had trained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rranged for an immediate appointment with Dr. Jose Vega, an experienced internist affiliated with MGH. Dr. Vega spent an hour with me and ordered tests, including a chest X-ray. He called within hours to say he was concerned by the results, which showed a ‘‘mass’’ in my right lung, and he ordered a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scan for more detail. I remember leaving my office for home, saying quickly to my secretary, Sharyn Wallace, ‘‘I think I may have a serious medical problem.’’ Indeed, the CT scan confirmed abnormal developments in my right lung and chest nodes.
The next day, Dr. Vega, assuring me that he would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to me whenever I needed him, referred me to Dr. Thomas Lynch, a 34-year-old MGH oncologist specializing in lung cancer. Dr. Lynch, who seems driven by the ferocity of the disease he sees every day, told me that I had lung cancer, lymphoma, or some rare lung infection, although it was most likely lung cancer.
Mimi Bartholomay, RN, MSN, an outpatient oncology
nurse with the author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Photography by Bill Greene / The Boston Globe
My family and I were terrified. Fo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my blood pressure, which used to be a normal 124 over 78, went to 150 over 100, and my heart rate, which used to be a low 48, ran around 100.
Within 72 hours of seeing Dr. Lynch, I was scheduled for a bronchoscopy and a mediastinoscopy, exploratory surgical procedures to confirm whether I indeed had lung cancer. Until this point, I had thought that I was at low risk for cancer: I was relatively young, I did not smoke (although I had smoked about a cigarette a day in college and in law school and for several years after that), I worked out every day, and I avoided fatty foods.
The day before surgery, I was scheduled to have a series of tests. The presurgery area of the hospital was mobbed, and the nurses seemed harried. Eventually, a nurse who was to conduct a presurgical interview called my name. Already apprehensive, I was breathing hard.
The nurse was cool and brusque, as if I were just another faceless patient. But once the interview began, and I told her that I had just learned that I probably had advanced lung cancer, she softened, took my hand, and asked how I was doing. We talked about my 2-year-old son, Ben, and she mentioned that her nephew was named Ben. By the end of our conversation, she was wiping tears from her eyes and saying that while she normally was not on the surgical floor, she would come see me before the surgery. Sure enough, the following day, while I was waiting to be wheeled into surgery, she came by, held my hand, and, with moist eyes, wished me luck.
The author with wife Ellen Cohen
and their son Ben
This small gesture was powerful; my apprehension gave way to a much-needed moment of calm. Looking back, I realize that in a high-volume setting, the high-pressure atmosphere tends to stifle a caregiver's inherent compassion and humanity. But the briefest pause in the fre netic pace can bring out the best in a caregiver and do much for a terrified patient.
The nurse left, and my apprehension mounted. An hour later, I was wheeled to surgery for a biopsy of the chest nodes and the mass in my lung. I was greeted by a resident in anesthesiology, Dr. Debra Reich, who took my pulse and blood pressure and said gently, ‘‘You're pretty nervous, huh?’’ She medicated me with tranquilizers, but that did not stop me from asking about where she lived, where she had trained, and whether she was married. I jokingly asked her how come she was the only Jewish doctor I had met during my time at MGH. When it turned out that she lived down the street from me and liked the sandwiches at the same corner shop, Virginia's, I felt comforted. She squeezed my shoulder, wished me luck, and wheeled me into surgery.
When I awoke, I was told that I had adenocarcinoma in my right lung and in several chest nodes — in other words, advanced lung cancer. I don't remember a lot about those hours, but I remember Dr. Vega's face with tears in his eyes. I also remember feeling very sad and scared.
A few days later,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Dr. Reich: ‘‘Remember me, your friendly anesthesiologist? I came by to see you this afternoon as my professional duty but also to express my sadness in hearing about your diagnosis. Your door was closed and there seemed to be a lot of activity, so I decided not to disturb you.
‘‘As I'm sure you know, we as physicians are taught not to become emotionally involved in our patients because then we would be continually devastated. But I guess because we had such a nice interaction before your surgery and because your life was one which I could relate to so well — being Jewish, professional, renovating a house, sandwiches at Virginia's, etc. — your situation really struck a chord in me. (Hey, maybe you can't even remember any of this because of the medicine I gave you, but hopefully you do...)
‘‘I was very impressed that during the fear and anxiety you were experiencing, you still maintained your composure, your sense of humor, and even thought to ask me when I was getting married.
‘‘So, anyway, as you told me, keeping your wife and son in mind will make you fight strong, and I know this to be true! I know that you have a very loving and supportive family who will help you through this as well.
‘‘Best wishes, and maybe I'll run into you sometime at Virginia's.’’
I had not forgotten Dr. Reich, nor will I ever forget her willingness to cross the professional barrier, hold my hand, and write thos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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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CLEAR THAT I WOULD soon begin a new chapter in my illness and undergo the classic treatment for such advanced cancer: intensive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followed by surgery to remove the tumors, nodes, and entire lung, if necessary. Dr. Lynch told me that this option presented the real possibility of a cure.
Over the next week, I had a series of additional radiologic scans to determine if the cancer had spread beyond my chest. These scans are incredibly scary: You are placed in a tube resembling a sarcophagus, with only 6 inches between you and the walls, and you may spend several hours inside, deafened by the clanging machine. And the scans always raise fears about whether more bad news is around the corner.
Dr. Vega or Dr. Lynch always made it a point, though, to relay results within 24 hours, so my family and I didn't have to endure the anxiety of uncertainty any longer than necessary.
The scans of my body, head, liver, bones and back were clear. I was relieved.
The doctors soon began an intensive regimen of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with the goal of destroying the cancer and preparing for surgery to remove my lung.
Before being admitted for my first five-day course of chemotherapy, I had a radiation-simulation session. During such sessions, therapists meticulously map their targets by marking your skin where the radi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I was asked to lie on a table in a large, cold chamber. The radiation therapist, Julie Sullivan, offered me a blanket and, mentioning that the staff had a tape deck, asked if I had any requests: I recalled my college days and asked for James Taylor. Listening to ‘‘Sweet Baby James’’ and ‘‘Fire and Rain,’’ I thought back to a time when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I faced was being jilted by a girlfriend, and tears ran down my cheeks. As therapists came and went, Julie Sullivan held my hand and asked me if I was OK. I thanked her for her gentleness.
After having a Port-o-Cath implanted in my chest — a device that allows chemotherapy to be administered without constant needle sticks in the arm — I was admitted to MGH in mid-November. During that and other hospitalizations, either my mother or sister would stay overnight, often sleeping in cramped chairs. When I awoke at night in an anxious sweat or nauseated, I would see one of them and feel reassured.
While doctors managed my medical care, my day-to-day quality of life and comfort were in the hands of two or three nurses. These nurses showed competence and pride in their work, but they also took a personal interest in me. It gave me an enormous boost, and while I do not believe that hope and comfort alone can overcome cancer, it certainly made a huge difference to me during my time in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my two chemotherapies, when I also received high-dose radiation twice a day, I came to know a most exceptional caregiver, the outpatient oncology nurse Mimi Bartholomay. An eight-year veteran who had experienced cancer in her own family, she was smart, upbeat, and compassionate. I had to receive fluids intravenously every day at the clinic, and while there we talked regularly about life, cancer, marriage, and children. She too was willing to cross that professional Rubicon — to reach out and talk about my fear of dying or, even worse, my fear of not living out my life, of not biking through the hills of Concord and Weston on summer weekends with my brother, of not seeing my child grow up, of not holding my wife in my arms. And she took the risk of talking about her own father's recent bout with cancer. I cannot emphasize enough how meaningful it was to me when caregivers revealed something about themselves that made a personal connection to my plight. It made me feel much less lonely. The rule books, I'm sure, frown on such intimate engagement between caregiver and patient. But maybe it's time to rewrite them. THE BEST MEDICINE
In my new role as patient, I have learned that medicine is not merely about performing tests or surgeries, or administering drugs. These functions, as important as they are, are just the beginning.
· · · · ·
AFTER MY SECOND ROUND of chemotherapy, I was ready for the final stage of what we hoped would be a cure: surgery. Before this could happen, Dr. Lynch repeated my radiologic scans, to be sure that the cancer had not spread. He assured me that the chance of any such metastasis was remote — less than 5 percent — although it would be a disaster if it occurred.
The scans were endless, scary, and lonely. While members of my family stayed with me in the waiting rooms, they could not accompany me to the scanning rooms; the experience again was harrowing. But I felt my greatest fear while awaiting the results. After a week of tests, I had one last scan of my bones. I was concerned when the technologist asked to do a special scan of my back that had not been done before.
The next day, I called Dr. Lynch's office and asked his assistant, Mary Ellen Rousell, when I could come in to find out the results. She said, ‘‘How about this afternoon?" and then added, ‘‘You might want to bring someone.’’ My heart skipped. When my wife and I entered Dr. Lynch's office and saw his face, our hearts sank. He was ashen. He said that while all the other scans were clear, there appeared to be a metastic tumor in my spine. He explained that this meant that lung surgery at this point would be futile, since other metastases were likely to surface.
Dr. Lynch said that he could n ot be 100 percent certain that this was a tumor and that, because so much was at stake, we should do a biopsy. My wife and I wept openly — in part, because, looking at Dr. Lynch's face, we felt that he had lost hope.
I could not help but ask what treatment options were available, and he mentioned a drug called Taxol. Still being the lawyer, I quizzed him:
Me: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benefit from Taxol?
Dr. Lynch: Forty percent.
Me: How much do they benefit?
Dr. Lynch: They can get several years of life, although it is not a cure. And the median survival for patients on Taxol with your advanced stage of disease is nine months.
Nine months! My wife and I cringed. I ended the session by asking Dr. Lynch, ‘‘How do you do this work?’’ And he answered, in genuine pain, ‘‘By praying that I don't have days like today.’’
· · · · ·
I BEGAN TO HAVE TROUBLE sleeping, and when I awoke, I was filled with dread and despair. I thought frequently of the observation of Richard Block, the founder of H&R Block, who had survived lung cancer after being told initially that he had only months to live: ‘‘I lived for five days without hope and...my life during those five days...was far worse than at any time during the 'horrible' ordeal of tests or treatments.’’
And when I contemplated not living to see my son grow up or not cherishing my wife for a lifetime, I thought of King Lear, who, at a low point, wailed:
I am bound
Upon a wheel of fire, that mine own tears
Do scald like molten lead.
I desperately needed to regain hope, and I needed Dr. Lynch to regain his sense of hope.
A few days later, I had the biopsy. Dr. Lynch met with my family to report that, indeed, after considerable searching, the pathologist had found small deposits of adenocarcinoma in my vertebra. It was now confirmed that I had metastatic lung cancer. Although my brother and my father, who is also a physician,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radical surgery on my back and lung to remove all the tumors, Dr. Lynch and the surgeons rejected this option because further metastases were likely to appear, and the surgery would be debilitating and reduce my quality of life at a time when my life could well be substantially shortened.
The clear treatment was more chemotherapy. Dr. Lynch again recommended the use of Taxol, with the hope of slowing the cancer's spread.
My wife and I were largely silent during the medical discussion. I asked my father and brother to leave so my wife and I could talk not facts and figures but matters of the heart. When they had left, I said to Dr. Lynch, ‘‘You told me two things all along: One, that you were aiming for a total cure and if that were not feasible, you would tell me at that time. And two, you would never, ever give up on me, never stop trying to fight, to extend my life as long as possible. Am I no longer on the cure route?’’
He looked somberly at us and explained that there were no known treatments to cure this stage of cancer.
‘‘And will you stick by me and fight to the end?’’ I asked.
He nodded vigorously and then outlined a number of state-of-the-art, experimental protocols from which I might benefit after Taxol.
And, leaving statistics behind, he talked of several patients who had defied the odds and lived for years beyond expectations. He advised that my goal should be to be here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and then the year after, and the year after — one day at a time, one month at a time, one year at a time. He mentioned several breast-cancer patients who had told him that they had relished their final years with their children in a way that they had never known before. It felt good to leave the medical talk and speak heart to heart, and it felt to me that he had regained a sense of hope — not for some magical cure bu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ding my life.
It was crucial to my wife and to me that he not give up hope. I understood his surprise and disappointment at the metastasis; in fact, as one friend suggested, his distress at that event was a sign of his caring about me and his involvement with my case. But we desperately needed him to give us a realistic basis for hope — and he had.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it is that we never know when, how, or whom a serious illness will strike. If and when it does, each one of us wants not simply the best possible care for our body but for our whole being.’’
Kenneth B. Sch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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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DAY, I BEGAN A NEW chapter in my fight. And once again, Mimi Bartholomay was by my side, monitoring my reaction and assuring me that most people tolerated Taxol very well. I had no allergic reactions, and I felt good that the battle was under way. I had hoped that maybe this could buy me time.
Time was now my best friend, since it could allow medical research to advance and doctors to find new strategies and maybe even a cure for advanced lung cancer.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help from my father, who has had a long and distinguished career in academic medicine, I began to explore potential cutting-edge protocols that could supplement or follow Taxol.
My father arranged a meeting for my wife and me with Dr. Kurt J. Isselbacher,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and director of the MGH Cancer Center. He is a small man with a large presence and piercing blue eyes, and he was surrounded by medical books, papers, and many pictures of his family. He was upbeat, telling us of protocols under way that showed promise in fighting metastatic tumors. Like several others, he told me a personal story that cut to the bone: A close family member, he said,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advanced cancer, which the attending oncologist had said was ‘‘very, very bad.’’ The family member had said to him: ‘‘Kurt, you have helped so many people in your life, can you now help me?’’ He personally treated the family member in that person's home with chemotherapy, and, 21 years later, that person is thriving.
Dr. Isselbacher offered to serve as an advocate for me, to work with my father and Dr. Lynch to find the most promising protocols. I told him at the meeting that while I had no illusions, I was deeply moved by his refusal to give up and by his abiding hope; I was especially affected because such hopefulness was not coming from a faith healer but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He had strengthened our resolve to fight.
‘‘I was especially affected because such hopefulness was not coming from a faith healer but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Kenneth B. Schwartz
As I grappled to maintain my hope in the face of the advancing disease, I was referred to Dr. Ned Cassem, a senior MGH psychiatrist who not only had had vast experience with the seriously ill but was himself a Jesuit priest. I had met with him once during my second hospitalization, and my memory through the haze was that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ith whom I had discussed death. I remembered that when I asked him if, when, and how I should say goodbye to people, he sai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wait to say goodbye; you can express your love and appreciation for people right now, every day.’’
After the devastating news of the metastasis, I felt the urge to seek out Dr. Cassem again, in part to ask if there was anything more I should be doing to help my son, Ben, cope with my illness or the eventuality of my death. I mentioned that several people had suggested I make a videotape for Ben but that I thought I couldn't do that. Dr. Cassem replied that every time we played or laughed together, we were creating building blocks, precious memories that will be a part of him forever.
I also asked him if he thought I should be doing more to prepar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n early death. He looked perplexed and asked, ‘‘Have you prepared your will?’’ I said yes. ‘‘Are your affairs otherwise in order?’’ I again said yes. ‘‘So it sounds like you are prepared. ... Remember, death is a minor matter. Living ... that's the challenge.’’
I then told him of the paradox that moments of great pleasure — playing with my son, snuggling with my wife, talking intensely with friends — also caused me great pain and tears. Was I depressed? Was this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He looked at me thoughtfully and said: ‘‘When you cry about your son, it's because he has touched you deeply. It's an affirmation of your love for him. When you weep about the joy you experienced with your wife or close friends, that's an acknowledgment of your love for them. That's not a bad thing. ...Maybe a day without tears has been a dull day.’’ I nodded and then could not help but ask: ‘‘Do you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prayer?’’ Dr. Cassem nodded. ‘‘Absolutely,’’ he said, ‘‘and your name is on my prayer list.’’ I felt warmed in his presence, by his wisdom, his common sense, and his spirituality.
· · · · ·
IN RECENT MONTHS, I have had several setbacks: a bone scan that showed four to five additional tumors, and a CT scan that showed significant progression of the cancer in both lungs. The only good news was that it had not spread to my head or liver. I am pained, but not surprised, at the relentlessness of the disease, and I am straining to retain hope that one of the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may succeed where chemotherapy has failed.
For the first time, I recently mentioned to Dr. Lynch the idea of a hospice service and wondered how I might reduce future pain as the cancer progresses. Dr. Lynch answered that we were still a long way from that discussion, that we still had many avenues to explore, and that he remained as committed as ever to doing whatever he could to extend my life in a quality way.
Around the time of the CT scan, when I was feeling particularly dejected, I had an appointment with Mimi Bartholomay for an injection. She was running late, and as she approached me in the clinic waiting room, she looked harried. But as she got closer, she could see how unhappy I was, and she put her arm around me and directed me to a private room. I began to cry, and she intuitively responded: ‘‘You know, scan days are the worst. But whatever the results, we are not going to give up on you.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you and for you all the way.’’ I hugged her and thanked her for hanging in there with me.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it is that we never know when, how, or whom a serious illness will strike. If and when it does, each one of us wants not simply the best possible care for our body but for our whole being.
I still am bound upon Lear's wheel of fire, but the love and devotion of my family and friends, and the deep caring and engagement of my caregivers, have been a tonic for my soul and have helped to take some of the sting from my scalding tears.
Kenneth B. Schwartz died of lung cancer in September 1995.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he founded the Kenneth B. Schwartz Center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which is dedicated to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Sunday, September 25, 2011
工作心情
在飞机上,翻阅了一本杂志,一篇有关著名发型设计师的专访,谈及她的工作,她说每天早上起床,她都会抱着兴奋地心情去上班。我自省了一阵子,怎么我没有这样的热诚?假日结束,该回到工作岗位了,心情反而是沉重的。即使没有放假,日复一日,机械化地操作,我的工作不曾让我感到兴奋和期待啊?!是麻醉科接触清醒的病人时间太少?是这科系不合适?是工作环境,对上司的不满,对“政治”的厌烦?工作应该是一种享受,不是吗?她说,面对挑战让她更充满力量;不知是否因行业区别的关系,不仅是我,就连工作经验比我丰富的上司在遇上难题时都会眉头深锁。因为很多决定,很多当机立断,赌上的可能是一个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我们怎可能感觉雀跃呢?难道这职业真的没有让人愉悦的空间吗?
和友人的父母闲聊。他们问说,这份工作,辛苦吗?我说,只要值得,就不辛苦。但为何我不快乐呢?为何我不对工作有期待的心情呢?是我觉得不值吗?焦点错了,如果工作会想获得上司的重视,公平的待遇,怎么可能快乐呢?但这是正常的,不是吗?我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满足感,所以我没有爱上自己的工作,我这样总结着。该怎样才能满足呢?或许我该问--自己的欲望究竟是什么,才能想办法填补这心灵上的空缺。人的欲望不外乎钱`权`情。钱嘛,能自给自足就成了;权,我最讨厌管理层乏味的工作,还有那副政治家的嘴脸。我觉得,我想要的,反而是最难得到的--情。我不喜欢自己的无情。曾有那么一次,接收紧急传召为一个三十几岁的癌症病人插管。已是第四期的癌症了,肿瘤压着呼吸管,导致只有一个肺部还能操作。我翻了病历,发现已有其它同事看了这位病人,与上司商议,决定不插管,选择不急救策略,换句话说,如果她能靠自己的能力活着,是个奇迹,如果不能,是命运。外行人一定不明白,为何这个医学还算昌明的世纪,居然会有由病人自生自灭的景象。这方策其实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实行--当你认为延续其生命等于延长其痛苦,医学或医院没有把病人治愈的能力,所以选择放手。但命运总爱弄人,有些癌症偏选上了较年轻的病患,让我们更难取舍。放弃吗?三十几岁的生命,多么可惜,看着喘不过气的病人苦苦哀求,该怎么说不?该怎么告诉那站在一旁,泪痕满面的丈夫,反正插不插管,死亡对于他年轻的太太是必然的结局?我心疼,但电话响了,又有其它的紧急传呼,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安抚。对于自己的无情,我无法释怀。医生不是应该给病患带来希望的吗?但我的科系,却让我一而再地面对这一切。记得有一次因资源的问题,我只好告诉一个内科的同事,筛选你的病人。我讨厌让人心力交瘁的无力感,让我快乐不起来的压迫感。我们不是上帝,别人的命运凭什么由我们来决定?
写着写着,我似乎找到自己不快乐的原因,我想在自己的工作里找到带给病人及家属欢笑的成就感,在面对不治之症时和他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无奈,我希望他们能了解我们已经尽力,也希望他们能继续相信,在能力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医生不会选择放弃他的病人。现实是残酷的,但总得去面对,有谁会喜欢?但总得有人去背负这样的使命,但我希望去面对的心情不再是无奈的,而是充满着使命感与成就感。
在飞机上,翻阅了一本杂志,一篇有关著名发型设计师的专访,谈及她的工作,她说每天早上起床,她都会抱着兴奋地心情去上班。我自省了一阵子,怎么我没有这样的热诚?假日结束,该回到工作岗位了,心情反而是沉重的。即使没有放假,日复一日,机械化地操作,我的工作不曾让我感到兴奋和期待啊?!是麻醉科接触清醒的病人时间太少?是这科系不合适?是工作环境,对上司的不满,对“政治”的厌烦?工作应该是一种享受,不是吗?她说,面对挑战让她更充满力量;不知是否因行业区别的关系,不仅是我,就连工作经验比我丰富的上司在遇上难题时都会眉头深锁。因为很多决定,很多当机立断,赌上的可能是一个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我们怎可能感觉雀跃呢?难道这职业真的没有让人愉悦的空间吗?
和友人的父母闲聊。他们问说,这份工作,辛苦吗?我说,只要值得,就不辛苦。但为何我不快乐呢?为何我不对工作有期待的心情呢?是我觉得不值吗?焦点错了,如果工作会想获得上司的重视,公平的待遇,怎么可能快乐呢?但这是正常的,不是吗?我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满足感,所以我没有爱上自己的工作,我这样总结着。该怎样才能满足呢?或许我该问--自己的欲望究竟是什么,才能想办法填补这心灵上的空缺。人的欲望不外乎钱`权`情。钱嘛,能自给自足就成了;权,我最讨厌管理层乏味的工作,还有那副政治家的嘴脸。我觉得,我想要的,反而是最难得到的--情。我不喜欢自己的无情。曾有那么一次,接收紧急传召为一个三十几岁的癌症病人插管。已是第四期的癌症了,肿瘤压着呼吸管,导致只有一个肺部还能操作。我翻了病历,发现已有其它同事看了这位病人,与上司商议,决定不插管,选择不急救策略,换句话说,如果她能靠自己的能力活着,是个奇迹,如果不能,是命运。外行人一定不明白,为何这个医学还算昌明的世纪,居然会有由病人自生自灭的景象。这方策其实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实行--当你认为延续其生命等于延长其痛苦,医学或医院没有把病人治愈的能力,所以选择放手。但命运总爱弄人,有些癌症偏选上了较年轻的病患,让我们更难取舍。放弃吗?三十几岁的生命,多么可惜,看着喘不过气的病人苦苦哀求,该怎么说不?该怎么告诉那站在一旁,泪痕满面的丈夫,反正插不插管,死亡对于他年轻的太太是必然的结局?我心疼,但电话响了,又有其它的紧急传呼,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安抚。对于自己的无情,我无法释怀。医生不是应该给病患带来希望的吗?但我的科系,却让我一而再地面对这一切。记得有一次因资源的问题,我只好告诉一个内科的同事,筛选你的病人。我讨厌让人心力交瘁的无力感,让我快乐不起来的压迫感。我们不是上帝,别人的命运凭什么由我们来决定?
写着写着,我似乎找到自己不快乐的原因,我想在自己的工作里找到带给病人及家属欢笑的成就感,在面对不治之症时和他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无奈,我希望他们能了解我们已经尽力,也希望他们能继续相信,在能力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医生不会选择放弃他的病人。现实是残酷的,但总得去面对,有谁会喜欢?但总得有人去背负这样的使命,但我希望去面对的心情不再是无奈的,而是充满着使命感与成就感。
台北之旅
一个比预期更难忘的旅行。由抵达台北市的第一个夜晚,就对这个城市留下好印象。公共巴士(称为客运)由司机一人负责开车,为旅客处理认领行李等工作,坐在车上的我们,用不着担心行李会让人趁机领走-这可是一般的客运哦,在我国可没有这种服务。记忆中几乎每一家店铺的员工或是夜市小贩的服务态度,总结--赞!非常有礼貌,回到了吉隆坡,实在看到了非常直接的对比,去过台湾的人肯定知道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谈到公民意识,捷运不曾见过互相推挤的现象,大家都会守秩序;今天搭KTM时,又目睹天渊之别的现象,让我不禁怀疑究竟是别人的国家太进步,还是我国太落后了?或许是我不曾到过先进国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与别人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问题究竟是什么?要如何才能塑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再过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人民是否也能那么有文化涵养?购物`乘搭计程车,也没有让人敲诈,我在想,如果我是由台湾到吉隆坡观光的旅客,肯定不会对这里留下好印象。我国商家对游客的“额外关照”,还有那服务员让人印象深刻的服务态度,唉,我们有太多需要改进之处。台湾是一个会让游客想再回去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其名胜地,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人民对旅客的诚实和友善,让他们可以安心地享受整个旅程。
一个比预期更难忘的旅行。由抵达台北市的第一个夜晚,就对这个城市留下好印象。公共巴士(称为客运)由司机一人负责开车,为旅客处理认领行李等工作,坐在车上的我们,用不着担心行李会让人趁机领走-这可是一般的客运哦,在我国可没有这种服务。记忆中几乎每一家店铺的员工或是夜市小贩的服务态度,总结--赞!非常有礼貌,回到了吉隆坡,实在看到了非常直接的对比,去过台湾的人肯定知道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谈到公民意识,捷运不曾见过互相推挤的现象,大家都会守秩序;今天搭KTM时,又目睹天渊之别的现象,让我不禁怀疑究竟是别人的国家太进步,还是我国太落后了?或许是我不曾到过先进国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与别人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问题究竟是什么?要如何才能塑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再过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人民是否也能那么有文化涵养?购物`乘搭计程车,也没有让人敲诈,我在想,如果我是由台湾到吉隆坡观光的旅客,肯定不会对这里留下好印象。我国商家对游客的“额外关照”,还有那服务员让人印象深刻的服务态度,唉,我们有太多需要改进之处。台湾是一个会让游客想再回去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其名胜地,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人民对旅客的诚实和友善,让他们可以安心地享受整个旅程。
Sunday, September 04, 2011
Saturday, August 27, 2011
Saturday, August 06, 2011
不为五斗米折腰
那天和上司、同事的闲聊,谈及身为公务员,应配合政府,随机应变,顺应时势。对于这样的作风,我无法认同。这种做事不够圆滑,坚持自己立场的处事方式,我已不是第一次得罪别人了。。。
深切治疗病房住进了一个遭抢劫,头部重伤的病人,院方通知说州务大臣会到访。我们一如往常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突然一群警察走进深切治疗病房,后面紧跟着一群记者。护士长每次遇见这种情况,就会急着传呼有关负责医生。朋友拉着我一同前往。。。但那群人根本不理会我们,那警官靠着床边,记者拼命照相,接着一群人一窝蜂地冲出深切治疗病房。我望着自己的上司,怒火中烧,如果我有权利,一定上前喝止。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位病人,他们以为病人是陈列品,病房是陈列室,可以随心所欲?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病人当下的状况如何对他们而言,重要吗?据说,是院长批准这些记者进来。或许,大家都没错,只是各自奉命行事。。。还以为只要不从商,就不需要参与这些政治游戏,看来我错了。
最讨厌那些vip或他们的亲戚入院。私立医院以利益为先的作风,众所周知;但如果你认为公立医院,是公平地对待每一位病人,这未必是事实。但不管那些人在玩什么把戏,也庆幸自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所以不需恭维这些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自己的病人。对病人的关注,是应该以其病情决定,而不是因其官位或经济背景。或许你可以说,我没身在江湖,又怎会明白他们的立场?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很多事都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先别说我这种不事权贵,经常得罪别人的人根本不可能位居显要,就算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机会,我情愿做个平凡,踏实却能无愧于心的人。
那天和上司、同事的闲聊,谈及身为公务员,应配合政府,随机应变,顺应时势。对于这样的作风,我无法认同。这种做事不够圆滑,坚持自己立场的处事方式,我已不是第一次得罪别人了。。。
深切治疗病房住进了一个遭抢劫,头部重伤的病人,院方通知说州务大臣会到访。我们一如往常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突然一群警察走进深切治疗病房,后面紧跟着一群记者。护士长每次遇见这种情况,就会急着传呼有关负责医生。朋友拉着我一同前往。。。但那群人根本不理会我们,那警官靠着床边,记者拼命照相,接着一群人一窝蜂地冲出深切治疗病房。我望着自己的上司,怒火中烧,如果我有权利,一定上前喝止。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位病人,他们以为病人是陈列品,病房是陈列室,可以随心所欲?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病人当下的状况如何对他们而言,重要吗?据说,是院长批准这些记者进来。或许,大家都没错,只是各自奉命行事。。。还以为只要不从商,就不需要参与这些政治游戏,看来我错了。
最讨厌那些vip或他们的亲戚入院。私立医院以利益为先的作风,众所周知;但如果你认为公立医院,是公平地对待每一位病人,这未必是事实。但不管那些人在玩什么把戏,也庆幸自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所以不需恭维这些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自己的病人。对病人的关注,是应该以其病情决定,而不是因其官位或经济背景。或许你可以说,我没身在江湖,又怎会明白他们的立场?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很多事都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先别说我这种不事权贵,经常得罪别人的人根本不可能位居显要,就算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机会,我情愿做个平凡,踏实却能无愧于心的人。
Monday, July 18, 2011
Sunday, July 17, 2011
如果我说 我累了
这世界是否会有空隙 让我喘气
如果我说 我想停了
时针它可会停止转动 让我躲避
如果我说 我受不了了
命运你会否大发慈悲 让我解脱
这是个何其苛刻的环境,没有人会在乎你是否不眠不休,没有人会理会你是否已尽心尽力,做得好是份内事,做错了每个细节都会被放大研讨。不顺心,我接受了,还来不及沉淀,就要步入下一个战区。工作表密得没有缝隙透气,那一天,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心已累得很不愿意,但脑里那严厉的意识却警告我,如果让情绪和过去影响工作能力,对今天的病人是不公平的,于是再度封锁了那烦人的情绪,把自己带上战场,机械化地操作。这是我自愿选择的环境,凭什么埋怨?我不怨,但我能不能也喊累?这时间表能不能有个空间,让我释放情绪?
这世界是否会有空隙 让我喘气
如果我说 我想停了
时针它可会停止转动 让我躲避
如果我说 我受不了了
命运你会否大发慈悲 让我解脱
这是个何其苛刻的环境,没有人会在乎你是否不眠不休,没有人会理会你是否已尽心尽力,做得好是份内事,做错了每个细节都会被放大研讨。不顺心,我接受了,还来不及沉淀,就要步入下一个战区。工作表密得没有缝隙透气,那一天,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心已累得很不愿意,但脑里那严厉的意识却警告我,如果让情绪和过去影响工作能力,对今天的病人是不公平的,于是再度封锁了那烦人的情绪,把自己带上战场,机械化地操作。这是我自愿选择的环境,凭什么埋怨?我不怨,但我能不能也喊累?这时间表能不能有个空间,让我释放情绪?
Thursday, July 14, 2011
你是器官捐献者?
为期两天的“器官捐献营”结束了,很累,但值得。一个生命结束了,在家属肝肠寸断的当下,要如何和他们讨论器官捐献的课题,实在太需要技巧了,但器官的功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衰退,我们是分秒必争,却又不能操之过急。我国人民对这个课题,能接受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因此这项工作变得更艰巨。在这个部门工作,和器官捐献扯不开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这过程有多繁琐。由血液检验,接触家属,证明病人死亡,再安排手术,安抚家属。。。之前,一有合适的捐献者,大家都唉声叹气;但如果能明白这累人的工作,对那些有需要的病人存在着多大的意义,再累也值得。一个器官,可以让一个人重生;一个躯体,可以救几条人命?听起来好像挺伟大的,但如果你是那病人的家属,在你刚获知噩耗,悲痛欲绝的时候,有人问你,想从你至亲的身上割去那些有用的器官,你能保持冷静,认真思考吗?有些国家,采取的政策,是人民必须说明不愿捐献的意愿,才能免除捐献,但我国政府的政策并非如此,所以我真心佩服那些参与这些工作的人。在毫无获利的情况下,去面对家属的抗拒·不解,甚至斥骂,为的只是那些和自己没有关系,但天天期盼奇迹的病人。或许,不是所有医生都为了病人而工作,但至少有些人是,能看见一些生命之火死灰复燃,就是自己最大的收获。
为期两天的“器官捐献营”结束了,很累,但值得。一个生命结束了,在家属肝肠寸断的当下,要如何和他们讨论器官捐献的课题,实在太需要技巧了,但器官的功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衰退,我们是分秒必争,却又不能操之过急。我国人民对这个课题,能接受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因此这项工作变得更艰巨。在这个部门工作,和器官捐献扯不开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这过程有多繁琐。由血液检验,接触家属,证明病人死亡,再安排手术,安抚家属。。。之前,一有合适的捐献者,大家都唉声叹气;但如果能明白这累人的工作,对那些有需要的病人存在着多大的意义,再累也值得。一个器官,可以让一个人重生;一个躯体,可以救几条人命?听起来好像挺伟大的,但如果你是那病人的家属,在你刚获知噩耗,悲痛欲绝的时候,有人问你,想从你至亲的身上割去那些有用的器官,你能保持冷静,认真思考吗?有些国家,采取的政策,是人民必须说明不愿捐献的意愿,才能免除捐献,但我国政府的政策并非如此,所以我真心佩服那些参与这些工作的人。在毫无获利的情况下,去面对家属的抗拒·不解,甚至斥骂,为的只是那些和自己没有关系,但天天期盼奇迹的病人。或许,不是所有医生都为了病人而工作,但至少有些人是,能看见一些生命之火死灰复燃,就是自己最大的收获。
Sunday, July 10, 2011
Saturday, July 09, 2011
基本要求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不知不觉,已快一年了,一年前,曾经有过明确的目标,却遇上了一些障碍,计划被搁置了。一开始的决心,早已消失无踪,几度迷失。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自己的意志根本不堪一击?
怨天尤人,不如怨自己。然而,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塞翁失马,或许是冥冥中另有安排。
我总在荒废岁月,一直在探索,不敢对未来寄望些什么,因为前景,它还在迷雾中,时隐时现。
模糊,这是形容我的当下最贴切的词汇。想要什么?这怎么会变成一个让我不知所措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想要什么?还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它为我设下的挑战?很惭愧,但不能否认,答案是后者。要入虎穴吗?我一再却步。还真希望这时候会有个人把我给推进去。犹豫,是因为缺乏自信,自信必须源自实力,而实力,是我最需要的武器。
如果这是上天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给我出的考题,我应该坦然面对,不再逃避。深入虎穴,未必定能夺得虎子,但不入虎穴,肯定不能。人生有着无限可能,我无法确定,这一刻的这个选择是对的,但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找不到,我真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态度去走接下来的路。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不知不觉,已快一年了,一年前,曾经有过明确的目标,却遇上了一些障碍,计划被搁置了。一开始的决心,早已消失无踪,几度迷失。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自己的意志根本不堪一击?
怨天尤人,不如怨自己。然而,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塞翁失马,或许是冥冥中另有安排。
我总在荒废岁月,一直在探索,不敢对未来寄望些什么,因为前景,它还在迷雾中,时隐时现。
模糊,这是形容我的当下最贴切的词汇。想要什么?这怎么会变成一个让我不知所措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想要什么?还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它为我设下的挑战?很惭愧,但不能否认,答案是后者。要入虎穴吗?我一再却步。还真希望这时候会有个人把我给推进去。犹豫,是因为缺乏自信,自信必须源自实力,而实力,是我最需要的武器。
如果这是上天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给我出的考题,我应该坦然面对,不再逃避。深入虎穴,未必定能夺得虎子,但不入虎穴,肯定不能。人生有着无限可能,我无法确定,这一刻的这个选择是对的,但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找不到,我真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态度去走接下来的路。
Saturday, June 25, 2011
无所适从
那天,须要负责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在手术进行时发现病人心律数次出现反常的状况,虽不持久,却让我开始担心。那医生看起来有点挣扎,我大胆提出建议,毕竟尽早结束手术,确保病人安全才最重要,他有点不高兴,所以我向他道歉,再怎么说我都已跨越自己的界限。他好像很大方地接受了,笑着说没事。我以为事情已圆满结束了,隔天他传来一封简讯,把我训了一顿,说我没资格教他该怎么做,如果我真有本事,就该由我来操刀,还说是因为他很有忍耐力,才会容忍我的无礼,还叫我不要试着要挑战他的底线。我看完后觉得心好冷,回想他昨天的若无其事,再想到他简讯中的怒意。为何人竟能如此做作?我真的饱受这部门的闷气,这些人就是这么自大,完全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他真有他自以为的大量吗?据说我已是第二次对他无礼,而我完全不记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经过这件事,我对这人彻底改观。
简讯回了,我一向讨厌虚伪假装,却只向他道歉,也保证绝不会重犯,并说明我没资格干涉他的专业范围之内的事。或许是我措辞不当,但动机也是为了病人安全。为何我们不能同心协力为病人服务?人生就只几十年,背负这么多愤怒和仇恨,不累吗?倒是我觉得累了,但还好,问心无愧。
那天,须要负责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在手术进行时发现病人心律数次出现反常的状况,虽不持久,却让我开始担心。那医生看起来有点挣扎,我大胆提出建议,毕竟尽早结束手术,确保病人安全才最重要,他有点不高兴,所以我向他道歉,再怎么说我都已跨越自己的界限。他好像很大方地接受了,笑着说没事。我以为事情已圆满结束了,隔天他传来一封简讯,把我训了一顿,说我没资格教他该怎么做,如果我真有本事,就该由我来操刀,还说是因为他很有忍耐力,才会容忍我的无礼,还叫我不要试着要挑战他的底线。我看完后觉得心好冷,回想他昨天的若无其事,再想到他简讯中的怒意。为何人竟能如此做作?我真的饱受这部门的闷气,这些人就是这么自大,完全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他真有他自以为的大量吗?据说我已是第二次对他无礼,而我完全不记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经过这件事,我对这人彻底改观。
简讯回了,我一向讨厌虚伪假装,却只向他道歉,也保证绝不会重犯,并说明我没资格干涉他的专业范围之内的事。或许是我措辞不当,但动机也是为了病人安全。为何我们不能同心协力为病人服务?人生就只几十年,背负这么多愤怒和仇恨,不累吗?倒是我觉得累了,但还好,问心无愧。
Monday, June 20, 2011
Wednesday, June 15, 2011
公正-存在吗?
今天,发生了一件我的“工作史”上,最可笑的事。诊所病人人数少了,上司觉得我闲着,竟想扣工钱。当然,她没权这么做,只是这种半开玩笑的话,非常惹人反感。早到迟退,彻夜未眠时,可曾嘉许?加薪?简直是妄想。准时上班,未曾离开工作岗位,病人少了,凭什么怪罪于我?这种话,亏她说得出口。我不是为钱而工作,所以不会在乎扣钱,只是当一个员工自认尽责,却让别人这么诬蔑,就会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但这念头很快就消失--当然值得,我不是为她而工作的!就是这种要不得的使命感,让我继续俯首称臣。三个月才请一次假,还得让别人觉得我懒,真傻,及时行乐吧,干嘛总爱这样折腾自己?
谈到钱与权,今天听见另一件趣事,曾经有位vip的儿子拔牙,居然得让专科医生耐心等候那孩子甘心让医生打点滴,,全程由父亲大人陪伴左右,不能强迫他儿子。除非那孩子疯了,否则怎可能静坐忍受皮肉之痛?还真佩服当时负责手术的那几位上司。在我们立过的誓言里,曾说过不分贵贱,给病人平等的待遇,不是吗?这世界怎么老是得有灰色地带?我越来越不懂。。。
今天,发生了一件我的“工作史”上,最可笑的事。诊所病人人数少了,上司觉得我闲着,竟想扣工钱。当然,她没权这么做,只是这种半开玩笑的话,非常惹人反感。早到迟退,彻夜未眠时,可曾嘉许?加薪?简直是妄想。准时上班,未曾离开工作岗位,病人少了,凭什么怪罪于我?这种话,亏她说得出口。我不是为钱而工作,所以不会在乎扣钱,只是当一个员工自认尽责,却让别人这么诬蔑,就会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但这念头很快就消失--当然值得,我不是为她而工作的!就是这种要不得的使命感,让我继续俯首称臣。三个月才请一次假,还得让别人觉得我懒,真傻,及时行乐吧,干嘛总爱这样折腾自己?
谈到钱与权,今天听见另一件趣事,曾经有位vip的儿子拔牙,居然得让专科医生耐心等候那孩子甘心让医生打点滴,,全程由父亲大人陪伴左右,不能强迫他儿子。除非那孩子疯了,否则怎可能静坐忍受皮肉之痛?还真佩服当时负责手术的那几位上司。在我们立过的誓言里,曾说过不分贵贱,给病人平等的待遇,不是吗?这世界怎么老是得有灰色地带?我越来越不懂。。。
Friday, June 03, 2011
养儿防老
深切治疗病房,住了一个阿伯,应该五十几岁,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衰竭,需要长期洗肾,脚部溃烂,已经锯断,因伤口没有清洗,引起并发症,需要再动手术。据说,他并没定期洗肾,因为家人没空接送的问题。我是心里有气,养儿防老?这是在上个世纪才有可能会发生的奇迹吧?那天正好值班,就让护士把家属请来,商议手术的事,我决定保持客观的态度,或许背后有我们不知情的事,不能武断。于是我先询问他的儿子,让他先发言,他毫无愧疚,侃侃而谈,说家里没人能放下自己的工作,去照顾他的父亲,还指着他的父亲说,怎可能要他二十多岁的妹妹去扛七十公斤重的父亲到洗肾中心,接着说同意手术,他们已经尽力了,不能保证手术后,会定期洗肾,也不能保证能细心照顾伤口,不受细菌感染,如果这真是他父亲的宿命,他们也认了。我听完后没有想象中的愤怒,只是心平气和地以专业的口吻告诉他,手术会做,因为我们想为病人做最好的治疗,但若没有人愿意扛起照顾他父亲的责任,他肯定会不断因同样的问题入院,甚至死于并发症。他走后,我看着他躺在床上的父亲感叹,也不知道他前世今生造了什么罪孽,要遭此劫难。这不是绝症!而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并发症。脚锯了再锯又如何?始终解决不了问题。这也难怪肾科医生有时在面对这样的家属,会做出暂停洗肾的决定。因为洗肾中心的床位有限,何不把机会让给其他更想接受治疗的病人?
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有可能办不到吗?但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不便干涉。我察觉到他在言谈间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好像很害怕我会责备他。与其白耗力气和他争辩,不如想办法找些社工,能在手术后接送他父亲洗肾,并为他清洗伤口。至于这位年轻人呵,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父亲,因为我隐约觉得你还是有点良知的。但愿你会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别让他们日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深切治疗病房,住了一个阿伯,应该五十几岁,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衰竭,需要长期洗肾,脚部溃烂,已经锯断,因伤口没有清洗,引起并发症,需要再动手术。据说,他并没定期洗肾,因为家人没空接送的问题。我是心里有气,养儿防老?这是在上个世纪才有可能会发生的奇迹吧?那天正好值班,就让护士把家属请来,商议手术的事,我决定保持客观的态度,或许背后有我们不知情的事,不能武断。于是我先询问他的儿子,让他先发言,他毫无愧疚,侃侃而谈,说家里没人能放下自己的工作,去照顾他的父亲,还指着他的父亲说,怎可能要他二十多岁的妹妹去扛七十公斤重的父亲到洗肾中心,接着说同意手术,他们已经尽力了,不能保证手术后,会定期洗肾,也不能保证能细心照顾伤口,不受细菌感染,如果这真是他父亲的宿命,他们也认了。我听完后没有想象中的愤怒,只是心平气和地以专业的口吻告诉他,手术会做,因为我们想为病人做最好的治疗,但若没有人愿意扛起照顾他父亲的责任,他肯定会不断因同样的问题入院,甚至死于并发症。他走后,我看着他躺在床上的父亲感叹,也不知道他前世今生造了什么罪孽,要遭此劫难。这不是绝症!而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并发症。脚锯了再锯又如何?始终解决不了问题。这也难怪肾科医生有时在面对这样的家属,会做出暂停洗肾的决定。因为洗肾中心的床位有限,何不把机会让给其他更想接受治疗的病人?
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有可能办不到吗?但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不便干涉。我察觉到他在言谈间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好像很害怕我会责备他。与其白耗力气和他争辩,不如想办法找些社工,能在手术后接送他父亲洗肾,并为他清洗伤口。至于这位年轻人呵,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父亲,因为我隐约觉得你还是有点良知的。但愿你会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别让他们日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Monday, May 30, 2011
突然。茫然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我仿佛已到达了一个点,一个不知所措的点。以前都是我在问别人对未来的打算;最近这反而成了我最想逃避的问题。于是,我决定要放假,虽然就只短短几天,能离开一下也好,心里清楚,是该喊停了。有机会逛书局,让一本书的书名吸引了-生命没有如果,拿起来后才发现,这是朋友之前介绍我看的一个部落格,同一位作者所写的。记得以前的我,总是很踏实的过日子,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我总这样对那些喜欢幻想的朋友说,完全不让自己有空隙去追悔任何决定,这反而有助于改变悲观与消极的态度,我发现。当下的我不爱假设吗?或许应该说,我不敢假设,可是生活也因此变得不知所措,因为少了梦想,少了希望。我就是这样犯贱的,总不能安于当下,开始觉得,是该去寻找一些新的刺激点,这是好事吗?我不知道。但如果我选择维持现状,五年后的我一样会在原地踏步,届时就更没有冒险的勇气了。这次的假期,有机会约了一些朋友相聚,闲聊间说了有关闪电结婚的事,朋友说我绝对有这样的潜能,我笑说若是遇到了对的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很多事情,常因一时冲动才会促成,人不能永远都那么理智,当然,结果是好是坏,也只能自己去承担。有时也会规划再过几年,想有些新的尝试,但我不能保证几年后的我还会这么想。或许,我接下来会有一些让别人以为我疯了的决定,我是说或许,因为当理智选择放任情绪时,就连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心思,我不是想当情绪的奴隶,但如果理智的意识过于强势,我觉得我又会裹足不前。管他呢,做了再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我仿佛已到达了一个点,一个不知所措的点。以前都是我在问别人对未来的打算;最近这反而成了我最想逃避的问题。于是,我决定要放假,虽然就只短短几天,能离开一下也好,心里清楚,是该喊停了。有机会逛书局,让一本书的书名吸引了-生命没有如果,拿起来后才发现,这是朋友之前介绍我看的一个部落格,同一位作者所写的。记得以前的我,总是很踏实的过日子,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我总这样对那些喜欢幻想的朋友说,完全不让自己有空隙去追悔任何决定,这反而有助于改变悲观与消极的态度,我发现。当下的我不爱假设吗?或许应该说,我不敢假设,可是生活也因此变得不知所措,因为少了梦想,少了希望。我就是这样犯贱的,总不能安于当下,开始觉得,是该去寻找一些新的刺激点,这是好事吗?我不知道。但如果我选择维持现状,五年后的我一样会在原地踏步,届时就更没有冒险的勇气了。这次的假期,有机会约了一些朋友相聚,闲聊间说了有关闪电结婚的事,朋友说我绝对有这样的潜能,我笑说若是遇到了对的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很多事情,常因一时冲动才会促成,人不能永远都那么理智,当然,结果是好是坏,也只能自己去承担。有时也会规划再过几年,想有些新的尝试,但我不能保证几年后的我还会这么想。或许,我接下来会有一些让别人以为我疯了的决定,我是说或许,因为当理智选择放任情绪时,就连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心思,我不是想当情绪的奴隶,但如果理智的意识过于强势,我觉得我又会裹足不前。管他呢,做了再算!
Saturday, May 14, 2011
医者仁心
刚开始,只是因为无聊,想找部电视剧看看,厌倦了尔虞我诈,总在反映现实的港剧,就选看内地剧场。这是一部有关医生的故事,我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在观看,想试着了解中国的医药背景和医生的生活和我国的差异。它不像《house》,在炫耀多离奇病案与诊断,只能说它是老老实实地在叙述一些医学的理想,医生的生活,我们面对的种种挣扎,医院里常被隐藏的实况,这是它,令人感动的地方。但,里面很多治疗方案,都是错误的,电视剧追究只是戏剧,并不专业。
也不晓得它是否因为只是戏剧,而被理想化了,还是这世上真的会有那么多热情的,坚持自我原则的医生?可悲吧?这竟然会是个疑惑,而非信仰。我们都立过誓的,hippocrate's oath,在毕业的那一天。抱着满腔热情,踏入现实,它一天一点地冷却,所以你们才会感受到医患之间的那一种冷淡的关系。患者对医生的敬重少了,质疑多了;医者对病人的关怀少了,谨慎多了。为何要谨慎呢?那每天都在见报的医疗官司,媒体锋利的字眼,社会的不信任,叫人心寒,怎能不防?当然,不是所有医生都坚持自己的高尚情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看个人作何选择。
曾有位病人,七十岁高龄了,卧床十多年,所有关节都僵硬了,因肺炎入院,情况不乐观,喘得厉害,需要插管,那天我刚好值班,三点凌晨,内科部的同事让我去看她。确实,紧急插管是必要的,但这过程对她的风险较大,x光片所显示,也不确定是肺癌,还是细菌感染,于是我们和家属商议了三小时,一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说真的我还没遇过这么情绪失控的家属。我们解释了,再解释,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只是他不够冷静,不肯静心听我们的解释。医学不是万能的,我们都认为对一个这样的老人家进行插管,不仅过程有风险,就算真成功了,她能撑得了多久?能否活着出院?这些都是我们会考虑的因素,外行人不懂,还觉得我们是见死不救。相信医生的人,总会认为医生会为他们做最好的决定,而当我们觉得最好的决定是选择放弃时,如何与家属沟通,让他们理解情况,是很需要技巧的。毕竟,这是他们的亲人,说放手,谈何容易?我可以给她插管,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何须费三小时,和在闹情绪的家属,对牛弹琴?在这过程中,我确实有在想,自己真笨,自讨苦吃,搞不好还得让人投诉,给她插管不就了事了吗?但后来我说服自己了,因为我相信这是对她最好的决定,也是一种尊重。最后,那家属终于冷静了,也明白我们的说法,决定不插管。这时,我又想起已去世的姑姑,心脏衰竭,中风,意识却是清醒的,她总示意,不想活了,于是,当她再度心脏病发,我们选择了不抢救。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对家属和医生,都一样,或许是司空见惯了,我们总能表现的客观与冷静,专业化了,让家属觉得我们无情。那家属问我的一个问题,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想知道的,不是我们职业性地解释我们的决定,而是换成我是这病人的孙子,我会怎么选择。站在医者的立场,或许我应该说,站在这个年代,身为一个医生的立场,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只是说明一些程序的风险,好处与坏处,决定权交予病人及家属,换句话说,我们的立场是中立的。这是职业的需要,当然换成是个三四十岁的,有康复希望的年轻人,就不是这么处理了。所以,有很多灰色地带,很多不为人知的难处,是很难解释的,需要经验的累积,慢慢巩固自己的信念,去面对别人的不解。沟通是重要的,反正说了也不懂,很多医生就是因为懒得解释,才会引起家属和病人的不满。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专业的坚持,表现得冷酷,忽略了别人的感受,造成别人的误解,然而仔细想一想,这能算得上是专业吗?一个敬业的医者,是应该在合理的情况下,满足病人的需求,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哪怕是已经绝望的情况下,或许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点关怀与安慰。A DOCTOR RARELY CURES,SOMETIMES TREATS,BUT ALWAYS PROVIDE COMFORT。这是在医学生时期,就常听说的名言,我越来越明白它的意思,科学的有限,在人情与职业化之间的平衡点,一个医生应该扮演的角色。
很多时候,我们常会因对现实的失望,而认为对理想的坚持,是过于单纯的,但如果不去坚持,生活还能有什么希望?又该以什么心态去面对每一天?继续混日子吗?意义何在?往往就是因为不再坚持,我反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医生所面对的种种压力,不是靠混,就能得过且过的。站在今天的工作岗位上,清楚自己的责任,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专科医生,但我有我必须承担的责任,不能被妥协的原则,我们是立过誓的,我记得。
刚开始,只是因为无聊,想找部电视剧看看,厌倦了尔虞我诈,总在反映现实的港剧,就选看内地剧场。这是一部有关医生的故事,我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在观看,想试着了解中国的医药背景和医生的生活和我国的差异。它不像《house》,在炫耀多离奇病案与诊断,只能说它是老老实实地在叙述一些医学的理想,医生的生活,我们面对的种种挣扎,医院里常被隐藏的实况,这是它,令人感动的地方。但,里面很多治疗方案,都是错误的,电视剧追究只是戏剧,并不专业。
也不晓得它是否因为只是戏剧,而被理想化了,还是这世上真的会有那么多热情的,坚持自我原则的医生?可悲吧?这竟然会是个疑惑,而非信仰。我们都立过誓的,hippocrate's oath,在毕业的那一天。抱着满腔热情,踏入现实,它一天一点地冷却,所以你们才会感受到医患之间的那一种冷淡的关系。患者对医生的敬重少了,质疑多了;医者对病人的关怀少了,谨慎多了。为何要谨慎呢?那每天都在见报的医疗官司,媒体锋利的字眼,社会的不信任,叫人心寒,怎能不防?当然,不是所有医生都坚持自己的高尚情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看个人作何选择。
曾有位病人,七十岁高龄了,卧床十多年,所有关节都僵硬了,因肺炎入院,情况不乐观,喘得厉害,需要插管,那天我刚好值班,三点凌晨,内科部的同事让我去看她。确实,紧急插管是必要的,但这过程对她的风险较大,x光片所显示,也不确定是肺癌,还是细菌感染,于是我们和家属商议了三小时,一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说真的我还没遇过这么情绪失控的家属。我们解释了,再解释,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只是他不够冷静,不肯静心听我们的解释。医学不是万能的,我们都认为对一个这样的老人家进行插管,不仅过程有风险,就算真成功了,她能撑得了多久?能否活着出院?这些都是我们会考虑的因素,外行人不懂,还觉得我们是见死不救。相信医生的人,总会认为医生会为他们做最好的决定,而当我们觉得最好的决定是选择放弃时,如何与家属沟通,让他们理解情况,是很需要技巧的。毕竟,这是他们的亲人,说放手,谈何容易?我可以给她插管,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何须费三小时,和在闹情绪的家属,对牛弹琴?在这过程中,我确实有在想,自己真笨,自讨苦吃,搞不好还得让人投诉,给她插管不就了事了吗?但后来我说服自己了,因为我相信这是对她最好的决定,也是一种尊重。最后,那家属终于冷静了,也明白我们的说法,决定不插管。这时,我又想起已去世的姑姑,心脏衰竭,中风,意识却是清醒的,她总示意,不想活了,于是,当她再度心脏病发,我们选择了不抢救。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对家属和医生,都一样,或许是司空见惯了,我们总能表现的客观与冷静,专业化了,让家属觉得我们无情。那家属问我的一个问题,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想知道的,不是我们职业性地解释我们的决定,而是换成我是这病人的孙子,我会怎么选择。站在医者的立场,或许我应该说,站在这个年代,身为一个医生的立场,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只是说明一些程序的风险,好处与坏处,决定权交予病人及家属,换句话说,我们的立场是中立的。这是职业的需要,当然换成是个三四十岁的,有康复希望的年轻人,就不是这么处理了。所以,有很多灰色地带,很多不为人知的难处,是很难解释的,需要经验的累积,慢慢巩固自己的信念,去面对别人的不解。沟通是重要的,反正说了也不懂,很多医生就是因为懒得解释,才会引起家属和病人的不满。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专业的坚持,表现得冷酷,忽略了别人的感受,造成别人的误解,然而仔细想一想,这能算得上是专业吗?一个敬业的医者,是应该在合理的情况下,满足病人的需求,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哪怕是已经绝望的情况下,或许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点关怀与安慰。A DOCTOR RARELY CURES,SOMETIMES TREATS,BUT ALWAYS PROVIDE COMFORT。这是在医学生时期,就常听说的名言,我越来越明白它的意思,科学的有限,在人情与职业化之间的平衡点,一个医生应该扮演的角色。
很多时候,我们常会因对现实的失望,而认为对理想的坚持,是过于单纯的,但如果不去坚持,生活还能有什么希望?又该以什么心态去面对每一天?继续混日子吗?意义何在?往往就是因为不再坚持,我反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医生所面对的种种压力,不是靠混,就能得过且过的。站在今天的工作岗位上,清楚自己的责任,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专科医生,但我有我必须承担的责任,不能被妥协的原则,我们是立过誓的,我记得。
Tuesday, May 10, 2011
责任
又是一个无聊的mortality review,为何我会觉得无聊?它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检讨会才对,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是用一个生命换来的经验,无论死因是否属于“能避免”,重点是要找出预防的方法。但一般上,它都会被变成别人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指责场面。这次我不能躲开,因为我得代表我的部门,成为其中一个presenter,尽管我并没接触过这位阿伯。
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一向都是宿敌,在很多医院都是,曾有位外科医生朋友说,她只想和自己认识的一位麻醉医生打招呼,就马上让自己的同事制止。麻醉医生一向都不会讨人喜欢,而且拥有很大的“权势”,他们说得取消手术,外科医生不能说不。但在我们的医院,情况是相反的,我们常常倒过来让外科医生欺负,因为我们的老板较喜欢做个“好人”,受罪的当然是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无权发言,只能埋头苦干。
这位阿伯是手术后,死于心脏病,一箩筐的病史,八十的高龄,我们把这手术列为高风险,但在手术期间及复苏观察,病人情况稳定,结果只送回普通病房。可笑的是,外科医生居然怪罪麻醉医生为何不把病人送入icu,为何没有麻醉医生到普通病房去看这位病人。我倒想问一问,外科医生,就不是医生?外科医生就只需要会动手术?他们就不应该知道如何诊断并急救心脏病病人?这有多荒唐!出事了,不懂自我反省,只想着要怎么怪别人。最可笑的是,他们居然问高风险手术同意书,应该由麻醉师或外科医生给病人解释,而当我们认为是双方时,他们竟然不高兴,认为麻醉才是造成高风险的主因。天啊,哪有麻醉师会在病人不需要手术时给病人麻醉?手术是谁要做的?倒把责任给推得一干二净的。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会以病人的利益与安危为前提,而不是在乎究竟谁应该背负较大的责任。
研讨会结束了,我对这种态度,无话可说。。。
又是一个无聊的mortality review,为何我会觉得无聊?它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检讨会才对,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是用一个生命换来的经验,无论死因是否属于“能避免”,重点是要找出预防的方法。但一般上,它都会被变成别人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指责场面。这次我不能躲开,因为我得代表我的部门,成为其中一个presenter,尽管我并没接触过这位阿伯。
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一向都是宿敌,在很多医院都是,曾有位外科医生朋友说,她只想和自己认识的一位麻醉医生打招呼,就马上让自己的同事制止。麻醉医生一向都不会讨人喜欢,而且拥有很大的“权势”,他们说得取消手术,外科医生不能说不。但在我们的医院,情况是相反的,我们常常倒过来让外科医生欺负,因为我们的老板较喜欢做个“好人”,受罪的当然是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无权发言,只能埋头苦干。
这位阿伯是手术后,死于心脏病,一箩筐的病史,八十的高龄,我们把这手术列为高风险,但在手术期间及复苏观察,病人情况稳定,结果只送回普通病房。可笑的是,外科医生居然怪罪麻醉医生为何不把病人送入icu,为何没有麻醉医生到普通病房去看这位病人。我倒想问一问,外科医生,就不是医生?外科医生就只需要会动手术?他们就不应该知道如何诊断并急救心脏病病人?这有多荒唐!出事了,不懂自我反省,只想着要怎么怪别人。最可笑的是,他们居然问高风险手术同意书,应该由麻醉师或外科医生给病人解释,而当我们认为是双方时,他们竟然不高兴,认为麻醉才是造成高风险的主因。天啊,哪有麻醉师会在病人不需要手术时给病人麻醉?手术是谁要做的?倒把责任给推得一干二净的。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会以病人的利益与安危为前提,而不是在乎究竟谁应该背负较大的责任。
研讨会结束了,我对这种态度,无话可说。。。
Wednesday, April 27, 2011
Monday, April 18, 2011
世界末日
最近看个综艺节目,聊到关于世界末日的课题,它真的会发生吗?天晓得!有一阵子,我也曾这样地多虑,甚至失去了斗志,反正明年也快到了,我又何苦天天沉溺于工作?反正到最后结果也都一样,何不及时行乐?于是我开始懒散了,不再那么执着了。。。
现在我却想,如果它真的存在,会在什么时候呢?那时的我还会存在吗?可笑吧,连自己的末日都不知何时,居然还为世界末日操心?明天你还在吗?下星期,下个月呢?无常啊,这就是人生!如果让你选择,你可想知道?懂了又能改变什么呢?生命是一本奇怪的小说,它的结局早已拟定,不容更改,我们只能去编写开端以后,结尾之前的空页。
我再也不愿顾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不重要了。积极把握当下,每一天,其实就已经是一份恩赐。
最近看个综艺节目,聊到关于世界末日的课题,它真的会发生吗?天晓得!有一阵子,我也曾这样地多虑,甚至失去了斗志,反正明年也快到了,我又何苦天天沉溺于工作?反正到最后结果也都一样,何不及时行乐?于是我开始懒散了,不再那么执着了。。。
现在我却想,如果它真的存在,会在什么时候呢?那时的我还会存在吗?可笑吧,连自己的末日都不知何时,居然还为世界末日操心?明天你还在吗?下星期,下个月呢?无常啊,这就是人生!如果让你选择,你可想知道?懂了又能改变什么呢?生命是一本奇怪的小说,它的结局早已拟定,不容更改,我们只能去编写开端以后,结尾之前的空页。
我再也不愿顾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不重要了。积极把握当下,每一天,其实就已经是一份恩赐。
Sunday, April 03, 2011
心灰意冷
此事虽与我无关,却令人愤愤不平。如此政策,怎能怪人不愿为政府效劳?他已行医至少五年了吧,三番四次申请继续深造,却没被录取,嘴上不说,心里难免会联想到可与肤色有关?做事尽责又如何?很少放假又如何?我们就是活该比别人付出十倍的努力却不能得到相等的报酬。。。所以,我打从一开始,就不想抱着期望。我的上司曾问我,为何要考外国的考试,我只说国际承认的文凭,将来参与国际慈善机构受录取的可能性较大,更重要的原因是,想等政府给我机会深造,是遥遥无期啊!非土著生来就注定要靠自己,清醒些吧!
听说他突然辞职了,在大学录取名单正式公布了以后,这决定把大家吓了一跳,可惜啊,白白流失了一个人才。但也难怪,他盼了那么久,别人却捷足先登,怎可能不绝望?希望他会有更好的际遇。而我也好像被当头棒喝,别傻了,还是老老实实地筹考试费,计划自己的下一步吧。
此事虽与我无关,却令人愤愤不平。如此政策,怎能怪人不愿为政府效劳?他已行医至少五年了吧,三番四次申请继续深造,却没被录取,嘴上不说,心里难免会联想到可与肤色有关?做事尽责又如何?很少放假又如何?我们就是活该比别人付出十倍的努力却不能得到相等的报酬。。。所以,我打从一开始,就不想抱着期望。我的上司曾问我,为何要考外国的考试,我只说国际承认的文凭,将来参与国际慈善机构受录取的可能性较大,更重要的原因是,想等政府给我机会深造,是遥遥无期啊!非土著生来就注定要靠自己,清醒些吧!
听说他突然辞职了,在大学录取名单正式公布了以后,这决定把大家吓了一跳,可惜啊,白白流失了一个人才。但也难怪,他盼了那么久,别人却捷足先登,怎可能不绝望?希望他会有更好的际遇。而我也好像被当头棒喝,别傻了,还是老老实实地筹考试费,计划自己的下一步吧。
Tuesday, March 29, 2011
ORDER
今天,我的上司命令我做一件事,自从加入这部门,已有一段时间没人刻意强调“命令”这词汇,我反复思索,我看起来像是一个会抗命的人吗?记忆中,好像没尝试过。他是一个常会小心措辞的人,我有点惊讶,也没多说什么。后来回想,也问心无愧,只是有点困扰,因为出乎意料。我太诚实了,我的坦白赢得了一些人的信任,却也让一些人不知所措,或许得罪别人而不自知。
想让别人做一些事,有很多方式,智者,总有办法让人为他鞠躬尽瘁。记得曾有一位上司,在我值了夜班后,向我道谢,这也让我惊讶,因为我只是在尽本分,即使不眠不休,也没什么好谢,但他的一句道谢,却让下属甘之如饴,难以忘怀。
活了二十几年,我还学不会如何说不,一般上都是有求必应,究竟是我哪些行为会让这位上司必须命令我做事,真叫我百思不解。算了吧,我非十全十美,很难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偶尔也会想,为何总该讨人欢心,而委屈了自己?有位法师说,吃亏是福,顺便套句我小学校长的口头禅“做人不妨傻一点”,就当作是在积些福报吧,来弥补我前世今生所造的罪业。
今天,我的上司命令我做一件事,自从加入这部门,已有一段时间没人刻意强调“命令”这词汇,我反复思索,我看起来像是一个会抗命的人吗?记忆中,好像没尝试过。他是一个常会小心措辞的人,我有点惊讶,也没多说什么。后来回想,也问心无愧,只是有点困扰,因为出乎意料。我太诚实了,我的坦白赢得了一些人的信任,却也让一些人不知所措,或许得罪别人而不自知。
想让别人做一些事,有很多方式,智者,总有办法让人为他鞠躬尽瘁。记得曾有一位上司,在我值了夜班后,向我道谢,这也让我惊讶,因为我只是在尽本分,即使不眠不休,也没什么好谢,但他的一句道谢,却让下属甘之如饴,难以忘怀。
活了二十几年,我还学不会如何说不,一般上都是有求必应,究竟是我哪些行为会让这位上司必须命令我做事,真叫我百思不解。算了吧,我非十全十美,很难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偶尔也会想,为何总该讨人欢心,而委屈了自己?有位法师说,吃亏是福,顺便套句我小学校长的口头禅“做人不妨傻一点”,就当作是在积些福报吧,来弥补我前世今生所造的罪业。
Sunday, March 06, 2011
坏人
他已在深切治疗病房一星期了,病情毫无起色,每况愈下,依赖着药物和机器在延续生命,我们又遇上了同样的窘况,拖下去,前路茫茫,好起来的机率近乎零;留下来,每天持续同样的治疗,情况恶化-不抢救政策,不会增加其他药物,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在等死。问题在于,你要让他继续拖,不知何时死?还是抽离所有令他还能一息尚存的药物,让他马上死?如果他生于五十年前,我想他早就去世了。。。这是何其困难的决定啊,明知停止药物,他必不能支撑多久,这和杀手何异?但继续药物,拖拖拉拉,届时对他的家人只会造成不胜负荷的身心与经济负担,而他也只会继续处于昏迷状态,更重要的是,病床有限啊,还有好几个更有希望的病人等着床位。。。另一难处是,家人虽表面上已能接受情况不乐观的事实,但要他们决定是否要把病人接回家中等死,会不会太残酷呢?总得有人扮演坏人,总得有人扛起这责任。。
药物停了,电话拨了,叮嘱家属不用太赶,小心驾驶,不到一小时,一切就告一段落了。。。看着我进退两难,最后还是狠下心肠,我的老板微笑着说:“welcome to my world",这就是在深切治疗病房工作,免不了的责任。。。希望这样能结束你的痛苦,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安息吧,阿伯,愿你能往生极乐。
他已在深切治疗病房一星期了,病情毫无起色,每况愈下,依赖着药物和机器在延续生命,我们又遇上了同样的窘况,拖下去,前路茫茫,好起来的机率近乎零;留下来,每天持续同样的治疗,情况恶化-不抢救政策,不会增加其他药物,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在等死。问题在于,你要让他继续拖,不知何时死?还是抽离所有令他还能一息尚存的药物,让他马上死?如果他生于五十年前,我想他早就去世了。。。这是何其困难的决定啊,明知停止药物,他必不能支撑多久,这和杀手何异?但继续药物,拖拖拉拉,届时对他的家人只会造成不胜负荷的身心与经济负担,而他也只会继续处于昏迷状态,更重要的是,病床有限啊,还有好几个更有希望的病人等着床位。。。另一难处是,家人虽表面上已能接受情况不乐观的事实,但要他们决定是否要把病人接回家中等死,会不会太残酷呢?总得有人扮演坏人,总得有人扛起这责任。。
药物停了,电话拨了,叮嘱家属不用太赶,小心驾驶,不到一小时,一切就告一段落了。。。看着我进退两难,最后还是狠下心肠,我的老板微笑着说:“welcome to my world",这就是在深切治疗病房工作,免不了的责任。。。希望这样能结束你的痛苦,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安息吧,阿伯,愿你能往生极乐。
Saturday, March 05, 2011
底线
没到这些诊所赚外快,也不知道原来这些病人是这样的。在医院,一令吉,包括了诊疗`医药;在这些诊所,病人居然还能讨价还价,随意在药单上删减,然后又会投诉治疗无效。最气的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药剂师”居然不告知医生,自己更换药物。我发现后,已暗自决定,绝不再踏入这诊所。虽然这不是我的诊所,他们爱怎么做,我管不着,但我有自己的专业操守,不能容忍别人任意更改我的专业判断。更讨厌的是,那人竟静悄悄的吩咐病人,若不见好转,记得来见这诊所的“主治医师”。既然对我不信任,又何必找我?哈!可笑啊,这些普通科医生治不好的病人,到最后还是得来医院求医,甚至有很多都来迟了,但他们为何会得到病人更多信任?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总有很多时间去建立并维系病人与医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于是,当我们这些临时被找来当替工的,一旦用药有异,就开始被质疑了。站在专业的立场,我不愿对别人的医疗判断置评,也无须为了那些无知的“信徒”动怒,但别人随便更改我的药单一事,绝不能容忍。
没到这些诊所赚外快,也不知道原来这些病人是这样的。在医院,一令吉,包括了诊疗`医药;在这些诊所,病人居然还能讨价还价,随意在药单上删减,然后又会投诉治疗无效。最气的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药剂师”居然不告知医生,自己更换药物。我发现后,已暗自决定,绝不再踏入这诊所。虽然这不是我的诊所,他们爱怎么做,我管不着,但我有自己的专业操守,不能容忍别人任意更改我的专业判断。更讨厌的是,那人竟静悄悄的吩咐病人,若不见好转,记得来见这诊所的“主治医师”。既然对我不信任,又何必找我?哈!可笑啊,这些普通科医生治不好的病人,到最后还是得来医院求医,甚至有很多都来迟了,但他们为何会得到病人更多信任?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总有很多时间去建立并维系病人与医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于是,当我们这些临时被找来当替工的,一旦用药有异,就开始被质疑了。站在专业的立场,我不愿对别人的医疗判断置评,也无须为了那些无知的“信徒”动怒,但别人随便更改我的药单一事,绝不能容忍。
Thursday, March 03, 2011
what's your comment?
终于为家属和手术医生安排了见面,他匆匆赶来,好像很不耐烦地和家属解释,因为他觉得之前已解说多次了,不了解为何他们还是有所不满。会谈结束后,我和自己的上司对望,他问我:我what's your comment?。我只说那手术医生太急躁,言语间透露着你们不是医生,我怎么详细解释你们也不会懂的意思,若我是家属也不会满意他说话的方式,我的上司微笑点头,说他终于明白为何那医生虽声称自己已解释好几次,家属还是搞不清状况。
他们绝对有询问的权利,身为医者,当已无法治愈病人时,如何与家属沟通,澄清病情,告诉他们最坏的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往往是我们唯一还能做的事。或许你扪心自问,已竭尽全力,但我们的责任并不止于此,病人虽已昏迷不醒,但他们还有日日守护在外,刻刻忧心如焚的家属,又该怎么安抚?又想起那句话-a doctor rarely cures,sometimes treat,but always provide comfort. 老板,我想我懂了,一个尽责的医生,除了关心病情,手术多成功,治疗多有效外,不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环--病人和家属的心。
终于为家属和手术医生安排了见面,他匆匆赶来,好像很不耐烦地和家属解释,因为他觉得之前已解说多次了,不了解为何他们还是有所不满。会谈结束后,我和自己的上司对望,他问我:我what's your comment?。我只说那手术医生太急躁,言语间透露着你们不是医生,我怎么详细解释你们也不会懂的意思,若我是家属也不会满意他说话的方式,我的上司微笑点头,说他终于明白为何那医生虽声称自己已解释好几次,家属还是搞不清状况。
他们绝对有询问的权利,身为医者,当已无法治愈病人时,如何与家属沟通,澄清病情,告诉他们最坏的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往往是我们唯一还能做的事。或许你扪心自问,已竭尽全力,但我们的责任并不止于此,病人虽已昏迷不醒,但他们还有日日守护在外,刻刻忧心如焚的家属,又该怎么安抚?又想起那句话-a doctor rarely cures,sometimes treat,but always provide comfort. 老板,我想我懂了,一个尽责的医生,除了关心病情,手术多成功,治疗多有效外,不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环--病人和家属的心。
Wednesday, March 02, 2011
Tuesday, February 22, 2011
硬起心肠
原以为在深切治疗室数月以来,已能接受不抢救政策的概念,当它发生在一个意志清醒的病人身上,才知道自己还不够无情。她已是年纪不轻的阿婆,百病缠身,以药物和科技虽能延续她的生命,但想活着走出医院,重见天日,应该也需要奇迹,所以我们才选择放弃。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神智不清,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这只是少数罕见的病例。看着她血压偏低,明知还能做点什么,却只静观其变,延长其生命,等于延长其痛苦,只能如此说服自己。曾走入深切治疗病房者都知道,那是个充满忧郁气息的地方,有住了好几个星期,已丧失求生意志的病人,也有很多神智不清,依赖药物与机器苟延残喘者,当然也有正在康复中,恨不得能早一秒离开这病房的人。
曾经有一次,我告诉一个家属,病人将被送入深切治疗病房,他应该觉得欣慰,他诧异,还好没揍我,哈!须知道那是一个病人最有可能获取最好治疗的地方,在病床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常须筛选,较有可能痊愈者,较年轻者会获得优先考虑。试想若深切治疗尚无法将病人治愈,普通病房又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所以,它既是弥漫着低迷`绝望之处,却也是充满着最多希望和生机的地方。
尽管再不愿,也不得不自认能力与资源有限,茅盾啊,我不确定病人本身的求生意愿,他们很可能也觉得生不如死,偶尔我总会暗自期盼奇迹,希望他们能撑过去。
原以为在深切治疗室数月以来,已能接受不抢救政策的概念,当它发生在一个意志清醒的病人身上,才知道自己还不够无情。她已是年纪不轻的阿婆,百病缠身,以药物和科技虽能延续她的生命,但想活着走出医院,重见天日,应该也需要奇迹,所以我们才选择放弃。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神智不清,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这只是少数罕见的病例。看着她血压偏低,明知还能做点什么,却只静观其变,延长其生命,等于延长其痛苦,只能如此说服自己。曾走入深切治疗病房者都知道,那是个充满忧郁气息的地方,有住了好几个星期,已丧失求生意志的病人,也有很多神智不清,依赖药物与机器苟延残喘者,当然也有正在康复中,恨不得能早一秒离开这病房的人。
曾经有一次,我告诉一个家属,病人将被送入深切治疗病房,他应该觉得欣慰,他诧异,还好没揍我,哈!须知道那是一个病人最有可能获取最好治疗的地方,在病床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常须筛选,较有可能痊愈者,较年轻者会获得优先考虑。试想若深切治疗尚无法将病人治愈,普通病房又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所以,它既是弥漫着低迷`绝望之处,却也是充满着最多希望和生机的地方。
尽管再不愿,也不得不自认能力与资源有限,茅盾啊,我不确定病人本身的求生意愿,他们很可能也觉得生不如死,偶尔我总会暗自期盼奇迹,希望他们能撑过去。
Saturday, February 19, 2011
真的假不了
这是个何其复杂的社会,当你在面对一个人时,不管是熟悉的,陌生的,你是在面对着重重心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于你是否有能力跨越这些墙。我曾经也筑起了这些墙,言行举止都十分拘谨,不知为何,现在的我,反而自己拆下了这些围墙,坦荡荡的面对造访者,反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偶尔觉得有趣的是,我的诚实与直率,反而吓着了有些人,好像孔明摆下的空城计,曹操反而步步为营,不敢侵犯。
或许没错,这样是很危险的,但我的人生却因此轻快了许多,不像以前一样瞻前顾后,多愁多虑。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让它变得如此沉重,装着那么多秘密,那么多武器,防备?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有武器,那我会选择坦然,作为我的兵器。一来,我无愧于心,更不须提心吊胆,害怕别人有一天会拆穿自己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坦诚”就是让“虚伪”最不知所措的武器。前卫生部长坦白承认自己的私生活的事就可以证明,当全世界以为他会设法否定时,他就偏认了。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但转念一想,总会有人认为他敢作敢当,是个可以信赖的领袖。
我懒得去想,反正我就是坦诚相对,至于该如何应对,该怎么说,怎么做才能让他们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又不失体面,就让他们自己去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静观其变,常会冷笑,人性,不过如此,我不气,没有什么对错,只是没几个人,会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如此而已。
这是个何其复杂的社会,当你在面对一个人时,不管是熟悉的,陌生的,你是在面对着重重心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于你是否有能力跨越这些墙。我曾经也筑起了这些墙,言行举止都十分拘谨,不知为何,现在的我,反而自己拆下了这些围墙,坦荡荡的面对造访者,反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偶尔觉得有趣的是,我的诚实与直率,反而吓着了有些人,好像孔明摆下的空城计,曹操反而步步为营,不敢侵犯。
或许没错,这样是很危险的,但我的人生却因此轻快了许多,不像以前一样瞻前顾后,多愁多虑。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让它变得如此沉重,装着那么多秘密,那么多武器,防备?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有武器,那我会选择坦然,作为我的兵器。一来,我无愧于心,更不须提心吊胆,害怕别人有一天会拆穿自己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坦诚”就是让“虚伪”最不知所措的武器。前卫生部长坦白承认自己的私生活的事就可以证明,当全世界以为他会设法否定时,他就偏认了。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但转念一想,总会有人认为他敢作敢当,是个可以信赖的领袖。
我懒得去想,反正我就是坦诚相对,至于该如何应对,该怎么说,怎么做才能让他们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又不失体面,就让他们自己去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静观其变,常会冷笑,人性,不过如此,我不气,没有什么对错,只是没几个人,会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如此而已。
Wednesday, February 16, 2011
可悲
又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宣告病人不治后,和外科医生聊天,大家都一致认为,这只是另一个因延误治疗,而造成的收场,假如那病房里的医生和护士能多几分警觉性,假如能尽早抢救,结局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在内科病房里病重的病人太多了,在习以为常的情况下,对于一般人可能会造成惶恐的血压,对这些人而言,却能处之泰然。这是正常的吗?或许我该问,这是应该的吗?我们归咎于环境,但追根究底,事在人为,环境因素自然不可忽视,愿否出淤泥而不染,决定权在于自己。我也常感觉有心无力,以前在普通病房,有很多有待改善之处,让
我常觉得自己杯水车薪;现在虽也常觉无奈,却是因已束手无策。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或许该问那些人,你在乎你的病人吗?你可曾想过,这个人也是别人的父母,是别人的爷爷奶奶?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时也会很气,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反正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人孰无过?我也曾犯错,至今仍历历在目,不敢忘却。有人虽时隔多年,还常提起,我还真想告诉那人,看看这些后起之秀,他们才真的有能力杀人,你若再不加以调教,到了你年迈多病时,为你送行的,很可能就是他们。把自己的懒散合理化,做事敷衍塞责,悲剧怎可能不重演?
又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宣告病人不治后,和外科医生聊天,大家都一致认为,这只是另一个因延误治疗,而造成的收场,假如那病房里的医生和护士能多几分警觉性,假如能尽早抢救,结局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在内科病房里病重的病人太多了,在习以为常的情况下,对于一般人可能会造成惶恐的血压,对这些人而言,却能处之泰然。这是正常的吗?或许我该问,这是应该的吗?我们归咎于环境,但追根究底,事在人为,环境因素自然不可忽视,愿否出淤泥而不染,决定权在于自己。我也常感觉有心无力,以前在普通病房,有很多有待改善之处,让
我常觉得自己杯水车薪;现在虽也常觉无奈,却是因已束手无策。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或许该问那些人,你在乎你的病人吗?你可曾想过,这个人也是别人的父母,是别人的爷爷奶奶?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时也会很气,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反正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人孰无过?我也曾犯错,至今仍历历在目,不敢忘却。有人虽时隔多年,还常提起,我还真想告诉那人,看看这些后起之秀,他们才真的有能力杀人,你若再不加以调教,到了你年迈多病时,为你送行的,很可能就是他们。把自己的懒散合理化,做事敷衍塞责,悲剧怎可能不重演?
Saturday, January 29, 2011
Saturday, January 08, 2011
对自己的承诺
我能不能说对一个人心生厌恶,说我涵养不足也罢,我想让自己放肆一次。我也不怕你会知道,反正那是事实。终日怀疑自己的下属,你难道没察觉很多人已经不满?还是你从不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大家早已麻木了,只有我这样的新丁才会在意。最讨厌别人怀疑我偷懒,因为这是连我自己都无法接受的行为!你可以笑我笨,现阶段而言,如果我比你更有实力,也不会成为你的下属,但当我比别人早到迟退时,就无法接受这样的质疑。我再也不会低声下气,对你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和同事聊及为日后与你共事烦恼,他们劝我祈祷,希望你会有好心情,我说,管你是什么心情,我不是为你而工作,只要我对得起我的病人就已足够,你爱怎么想,随你,心情好坏,与我无关!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我不是你想的那么笨,你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能不能说对一个人心生厌恶,说我涵养不足也罢,我想让自己放肆一次。我也不怕你会知道,反正那是事实。终日怀疑自己的下属,你难道没察觉很多人已经不满?还是你从不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大家早已麻木了,只有我这样的新丁才会在意。最讨厌别人怀疑我偷懒,因为这是连我自己都无法接受的行为!你可以笑我笨,现阶段而言,如果我比你更有实力,也不会成为你的下属,但当我比别人早到迟退时,就无法接受这样的质疑。我再也不会低声下气,对你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和同事聊及为日后与你共事烦恼,他们劝我祈祷,希望你会有好心情,我说,管你是什么心情,我不是为你而工作,只要我对得起我的病人就已足够,你爱怎么想,随你,心情好坏,与我无关!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我不是你想的那么笨,你也没什么了不起!
Friday, January 07, 2011
Tuesday, December 28, 2010
缘分
今天,在诊所里,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华人,发现在这个地方,华人遇上了华裔医生,脸上总会有种欣慰感,可能是对同族的信心,也可能是少了沟通的问题。他们总是特别多疑问,像是想把之前面对其他医生有口难言的种种疑虑,全都消除,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很乐意解答。她临走前,送了一本慈济的刊物给我,乘有空时翻阅了,其中一句特别有意思--“关怀,是一种艺术,所谓关心,是真实的去理解它的发生和结果,是打开心门去发现它的存在价值。我们对于生活周遭的一切,是否都付出了关心呢?”惭愧,好像已经很久没那么做了。记得几个月前,在急诊室值班,已经凌晨了,来了一个不是急症的糖尿病人,累了一天,一开始我还真的很气,哪有人半夜三更,为了这种微不足道的问题求诊?压抑着我的急躁,我告诉她如何控制血糖,如何改善饮食并要留意自己的脚部,只不过用了五至十分钟的时间,她竟感激不已,说患上糖尿病十几年来,从没人告诉她这些,并答应一定会听我的吩咐。
我有点惊讶,我国的医药制度,真的这么不着重病人的教育吗?我国的医生,真的忙得没办法多抽五分钟吗?政府医院真的比不上私人医院吗?其实不是的。正如我常说的,我国病人总认为医生改为他们的健康负责,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可能,应该有一个专为病人提供资讯的小组,我们有专为糖尿病人而设的诊所,见了医生后,病人还得见营养师,还有眼科医生替他们检查。问题是,人数太多,在应接不暇的情况下,只好让他们到普通诊所。该怎样提升一般诊所的服务,和制造更多教育群众的机会,才是最重要的。政府医院有着很好的医生,其服务却总令人不满,我想最大的原因在于很少人愿意抽时间,和病人聊天。很多人想要的不是药物或手术,而是医生的安慰和解答。
曾有个上司这么告诉我,“listen to your patient,you'll learn from them”。
在这个部门,诊所的病人不多,我们常有很多时间和病人聊天,也遇上了很多他们应该问其他部门的医生的问题,问及为何他们不问有关部门的负责医生,答案一般都是--不敢,或是,他没解释。这是谁的问题?除了提醒病人记得发问以外,或许更好的建议是,在向病人解释后,加上一句“你有问题想问我吗?”。最近遇上一些蛮有意思的话--it isn't how much we do but how much love we put into what we do that matters;love isn't what makes the world goes around,love is what makes the ride worth while
医者,除了医治生理上的问题,更重要的任务是,安抚病人的心啊!
今天,在诊所里,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华人,发现在这个地方,华人遇上了华裔医生,脸上总会有种欣慰感,可能是对同族的信心,也可能是少了沟通的问题。他们总是特别多疑问,像是想把之前面对其他医生有口难言的种种疑虑,全都消除,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很乐意解答。她临走前,送了一本慈济的刊物给我,乘有空时翻阅了,其中一句特别有意思--“关怀,是一种艺术,所谓关心,是真实的去理解它的发生和结果,是打开心门去发现它的存在价值。我们对于生活周遭的一切,是否都付出了关心呢?”惭愧,好像已经很久没那么做了。记得几个月前,在急诊室值班,已经凌晨了,来了一个不是急症的糖尿病人,累了一天,一开始我还真的很气,哪有人半夜三更,为了这种微不足道的问题求诊?压抑着我的急躁,我告诉她如何控制血糖,如何改善饮食并要留意自己的脚部,只不过用了五至十分钟的时间,她竟感激不已,说患上糖尿病十几年来,从没人告诉她这些,并答应一定会听我的吩咐。
我有点惊讶,我国的医药制度,真的这么不着重病人的教育吗?我国的医生,真的忙得没办法多抽五分钟吗?政府医院真的比不上私人医院吗?其实不是的。正如我常说的,我国病人总认为医生改为他们的健康负责,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可能,应该有一个专为病人提供资讯的小组,我们有专为糖尿病人而设的诊所,见了医生后,病人还得见营养师,还有眼科医生替他们检查。问题是,人数太多,在应接不暇的情况下,只好让他们到普通诊所。该怎样提升一般诊所的服务,和制造更多教育群众的机会,才是最重要的。政府医院有着很好的医生,其服务却总令人不满,我想最大的原因在于很少人愿意抽时间,和病人聊天。很多人想要的不是药物或手术,而是医生的安慰和解答。
曾有个上司这么告诉我,“listen to your patient,you'll learn from them”。
在这个部门,诊所的病人不多,我们常有很多时间和病人聊天,也遇上了很多他们应该问其他部门的医生的问题,问及为何他们不问有关部门的负责医生,答案一般都是--不敢,或是,他没解释。这是谁的问题?除了提醒病人记得发问以外,或许更好的建议是,在向病人解释后,加上一句“你有问题想问我吗?”。最近遇上一些蛮有意思的话--it isn't how much we do but how much love we put into what we do that matters;love isn't what makes the world goes around,love is what makes the ride worth while
医者,除了医治生理上的问题,更重要的任务是,安抚病人的心啊!
Sunday, December 26, 2010
2010
十多年前,在通往茫茫前路的交叉口,面对更多的未知数,我仅有的筹码,就是那股不认输的精神,对梦想的执着,我终于做到了,命运善待我,让我更相信,只要愿意努力和坚持,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
十多年后,站在半途中,我反而松懈了,冲劲少了,信心动摇了,是年纪的增长?是现实的洗礼?我说,人怎么活着,竟活得不知自己想要什么?是什么让我停止追逐?而我,又凭什么放弃?
分心,我不再只专注于寻梦。生命太无常,很多事若不及时做,到最后可能会后悔莫及,于是我贪心了,一次一次想捉住更多,于是我散漫了,像阿斗一样,乐不思蜀,于是,梦,它越来越模糊了,躲在似有似无的角落里哀泣。如果有人问我,后悔了吗?我不。这两年又四个月的人生所经历的种种,不后悔。鱼与熊掌,怎可兼得?很多事想做,却无法兼顾,结果全都做不好,这是我在2010年结束前,给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评价。在某些角色上,我可能不及格,但不至全军覆没,还能欣慰。平衡点,谈何容易?
成年了,我不能好像学生时期一样,只专注于学业,扛起了其他责任,自愿的,不由自主的,我都不想失职。在生活的挑战跟前,我没有打算当逃兵,只是担子重了,脚步慢了,谈及梦想,感觉有心无力了。
就算所有原因和理由都成立,我想重回寻梦之旅,也需要一个方向,于是我给了自己三年的期限。抽离所有莫须有的,愿上天保佑,能给梦想一个完整的交待。
十多年前,在通往茫茫前路的交叉口,面对更多的未知数,我仅有的筹码,就是那股不认输的精神,对梦想的执着,我终于做到了,命运善待我,让我更相信,只要愿意努力和坚持,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
十多年后,站在半途中,我反而松懈了,冲劲少了,信心动摇了,是年纪的增长?是现实的洗礼?我说,人怎么活着,竟活得不知自己想要什么?是什么让我停止追逐?而我,又凭什么放弃?
分心,我不再只专注于寻梦。生命太无常,很多事若不及时做,到最后可能会后悔莫及,于是我贪心了,一次一次想捉住更多,于是我散漫了,像阿斗一样,乐不思蜀,于是,梦,它越来越模糊了,躲在似有似无的角落里哀泣。如果有人问我,后悔了吗?我不。这两年又四个月的人生所经历的种种,不后悔。鱼与熊掌,怎可兼得?很多事想做,却无法兼顾,结果全都做不好,这是我在2010年结束前,给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评价。在某些角色上,我可能不及格,但不至全军覆没,还能欣慰。平衡点,谈何容易?
成年了,我不能好像学生时期一样,只专注于学业,扛起了其他责任,自愿的,不由自主的,我都不想失职。在生活的挑战跟前,我没有打算当逃兵,只是担子重了,脚步慢了,谈及梦想,感觉有心无力了。
就算所有原因和理由都成立,我想重回寻梦之旅,也需要一个方向,于是我给了自己三年的期限。抽离所有莫须有的,愿上天保佑,能给梦想一个完整的交待。
Saturday, December 25, 2010
内疚
做了一件我以前不会做的事--向另一部门的小上司投诉他的下属,因为那个人做了一件会伤害病人的事,让我发现了,我不希望会有历史重演。以前的我,极可能只是亲自告诫那人或叫别人提醒他,但这次让他的上司知道的原因,除了希望他能得到教诲外,也想告诉那部门的人,看好你的下属,请别再做出这些害人害己的事了。大家也曾处于同一个位置,我不是想仗势欺人,只是有时这些人没得到教训,就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无辜的病人。有点为自己一时脱口而出的话语,感到愧疚,虽没直接责备,这算不算是在背后中伤他人?非君子作风。在这一方面,我承认自己的过失,是涵养不足的问题吧?以病人的利益为前提,那人这次可真的测试了我的底线,唉,还得多多修行才行。只求那病人能平安就好,早日脱离险境,愿上天保佑。
做了一件我以前不会做的事--向另一部门的小上司投诉他的下属,因为那个人做了一件会伤害病人的事,让我发现了,我不希望会有历史重演。以前的我,极可能只是亲自告诫那人或叫别人提醒他,但这次让他的上司知道的原因,除了希望他能得到教诲外,也想告诉那部门的人,看好你的下属,请别再做出这些害人害己的事了。大家也曾处于同一个位置,我不是想仗势欺人,只是有时这些人没得到教训,就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无辜的病人。有点为自己一时脱口而出的话语,感到愧疚,虽没直接责备,这算不算是在背后中伤他人?非君子作风。在这一方面,我承认自己的过失,是涵养不足的问题吧?以病人的利益为前提,那人这次可真的测试了我的底线,唉,还得多多修行才行。只求那病人能平安就好,早日脱离险境,愿上天保佑。
Thursday, December 09, 2010
寻梦--起点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FACE BOOK 上遇上了大学同学,聊着就聊起自己的梦想,原来这世上会有这样打算的不止我一个,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会和我志同道合的,竟是他。曾有当无国界医生的想法时,向好友提及此心愿,她不能参与,一开始有点失望,然后决定了要孤军作战,现在发现我并不孤独,真好。我一直都相信着,在这世上各个不知名的角落一定会有同道中人,只要时机对了,就能相聚,然后一起努力。
想起来还真惭愧,两年了,我不曾好好充实自己,是有了不少实习经验,但还没到达能融会贯通的水平,原因只有一个--懒。这不是不能克服的,我知道,是看我的意愿和决心而已。学如逆水行舟,因不进,而退了好多,过去的都算了,为了梦想,我不能允许自己再颓废!you can't continue to be ignorant to your stupidity and inadequacy of skills and knowledge,pls work harder,for the sake of your patients.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期许。三年,msf,就这么约定了,再等我三年!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FACE BOOK 上遇上了大学同学,聊着就聊起自己的梦想,原来这世上会有这样打算的不止我一个,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会和我志同道合的,竟是他。曾有当无国界医生的想法时,向好友提及此心愿,她不能参与,一开始有点失望,然后决定了要孤军作战,现在发现我并不孤独,真好。我一直都相信着,在这世上各个不知名的角落一定会有同道中人,只要时机对了,就能相聚,然后一起努力。
想起来还真惭愧,两年了,我不曾好好充实自己,是有了不少实习经验,但还没到达能融会贯通的水平,原因只有一个--懒。这不是不能克服的,我知道,是看我的意愿和决心而已。学如逆水行舟,因不进,而退了好多,过去的都算了,为了梦想,我不能允许自己再颓废!you can't continue to be ignorant to your stupidity and inadequacy of skills and knowledge,pls work harder,for the sake of your patients.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期许。三年,msf,就这么约定了,再等我三年!
Tuesday, November 16, 2010
Wednesday, November 10, 2010
人性,不过如此
答应帮某人代班,是因为她说家里有事,需要时间处理。怎知事情突然得以延期,她拨电给我,首先是很诚实地告诉我她在那段时间其实是有空的,接着说如果我要把夜班交回给她,她不会介意。我有点哭笑不得,本来就是她应该值班,我是因她有事才答应代班的,既然没事了,我若要把夜班交回给她,反而要她不介意,好像是我欠了她的。人性就是这么可笑的,她因过不了自己那关,而对我坦白,又极不愿把从我手上得来的假期交还给我。我只说,我也不介意多值一班,要她自己决定。虽然我明知她会怎么选,可是有时我就偏要看,究竟有几个人会真的不愿占别人便宜,只是几乎每一次,都会失望。这不是什么大事,对我而言,就当作是多一个学习的经验,但让我再一次看清没有多少人会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尽管它本就不属于自己。换成是我,就会对当事人说,让我亲自值班,不用麻烦别人。吃亏,是一种智慧,很多人笑我傻,但我因不怕吃亏而得到了自在,心安理得,就已足够。
答应帮某人代班,是因为她说家里有事,需要时间处理。怎知事情突然得以延期,她拨电给我,首先是很诚实地告诉我她在那段时间其实是有空的,接着说如果我要把夜班交回给她,她不会介意。我有点哭笑不得,本来就是她应该值班,我是因她有事才答应代班的,既然没事了,我若要把夜班交回给她,反而要她不介意,好像是我欠了她的。人性就是这么可笑的,她因过不了自己那关,而对我坦白,又极不愿把从我手上得来的假期交还给我。我只说,我也不介意多值一班,要她自己决定。虽然我明知她会怎么选,可是有时我就偏要看,究竟有几个人会真的不愿占别人便宜,只是几乎每一次,都会失望。这不是什么大事,对我而言,就当作是多一个学习的经验,但让我再一次看清没有多少人会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尽管它本就不属于自己。换成是我,就会对当事人说,让我亲自值班,不用麻烦别人。吃亏,是一种智慧,很多人笑我傻,但我因不怕吃亏而得到了自在,心安理得,就已足够。
Wednesday, November 03, 2010
荒唐
有时,真的很难相信,身为别人心目中,应该品学兼优的医生竟能这么蛮横无理。我想,这么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也太过分了吧,全世界必须迁就一个人。只为了她一个人的喜好,搞得其他部门的人必须重新调整,最可恨的是,院长也向她低头。老板都保持沉默,我们又凭什么抗议?就算你是专科医生,在医院里工作是需要团队精神的,这种不尊重别人,欠缺专业态度的人,根本不值得别人尊重。还好她不是我的直属上司,真是太应该庆幸了。
生活的素质vs生命的长短
今天,随着同事到脑科深切治疗病房巡房,那脑科专科医生一见我们,就兴致勃勃的要我们看其中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脑部因血管问题而多处缺氧,导致脑细胞死亡的病人,她的右脚也因血管问题而可能需要进行切除手术,膝盖以下已经发黑,留着也只是等着细菌感染。为何会说“可能”需要手术?我的同事只说会知会我们的上司,其实大家都知道,动手术不是不能,只是有必要吗?看过她的脑扫描报告,就知道再多做什么,也不会改变她的生活素质,徒增她的痛苦。是加入这个部门以后,我才明白这道理。以前,听到竟然有“WITHDRAWAL"这种方案,我吓了一跳,身为医生,怎可以选择终止一切治疗,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但现在我终于懂了,当我们已尽了全力,还是毫无起色,与其苦苦执着,何不选择放手?往往固执的不是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病人,而是他们的家属。这不难理解,执着,是因为爱;但对于有些病人,放弃,是因为真的很爱。前些日子姑姑的事,就是例子,第一次中风入院,再加上心脏问题,医生已决定,若病情恶化,会采取"不抢救政策”,她挨过了第一关,清醒后半身不遂,躺在病床上的她,总以手语致意,说她不想活了。如果你要责备医生为何选择放弃,可否先设想换成你是那病入膏肓的病人,若还有为自己决定的权利,是否会选择苟延残喘?身为家属,扪心自问,你的执着,是为了自己害怕失去的占有欲,还是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当然,我们不会随便把病人归类为“无可救药”,面对这类病例,常需要家属的谅解。记得之前在急诊室时,关于面临到灾区救人的情况,在人力与资源欠缺的时候,策略是,需要积极抢救的较严重的伤者--放弃。优先权必须让给最有可能生还的人。这就是生命!血淋淋的决策,面对千夫所指,总得有人背负这样的使命。。。
有时,真的很难相信,身为别人心目中,应该品学兼优的医生竟能这么蛮横无理。我想,这么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也太过分了吧,全世界必须迁就一个人。只为了她一个人的喜好,搞得其他部门的人必须重新调整,最可恨的是,院长也向她低头。老板都保持沉默,我们又凭什么抗议?就算你是专科医生,在医院里工作是需要团队精神的,这种不尊重别人,欠缺专业态度的人,根本不值得别人尊重。还好她不是我的直属上司,真是太应该庆幸了。
生活的素质vs生命的长短
今天,随着同事到脑科深切治疗病房巡房,那脑科专科医生一见我们,就兴致勃勃的要我们看其中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脑部因血管问题而多处缺氧,导致脑细胞死亡的病人,她的右脚也因血管问题而可能需要进行切除手术,膝盖以下已经发黑,留着也只是等着细菌感染。为何会说“可能”需要手术?我的同事只说会知会我们的上司,其实大家都知道,动手术不是不能,只是有必要吗?看过她的脑扫描报告,就知道再多做什么,也不会改变她的生活素质,徒增她的痛苦。是加入这个部门以后,我才明白这道理。以前,听到竟然有“WITHDRAWAL"这种方案,我吓了一跳,身为医生,怎可以选择终止一切治疗,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但现在我终于懂了,当我们已尽了全力,还是毫无起色,与其苦苦执着,何不选择放手?往往固执的不是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病人,而是他们的家属。这不难理解,执着,是因为爱;但对于有些病人,放弃,是因为真的很爱。前些日子姑姑的事,就是例子,第一次中风入院,再加上心脏问题,医生已决定,若病情恶化,会采取"不抢救政策”,她挨过了第一关,清醒后半身不遂,躺在病床上的她,总以手语致意,说她不想活了。如果你要责备医生为何选择放弃,可否先设想换成你是那病入膏肓的病人,若还有为自己决定的权利,是否会选择苟延残喘?身为家属,扪心自问,你的执着,是为了自己害怕失去的占有欲,还是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当然,我们不会随便把病人归类为“无可救药”,面对这类病例,常需要家属的谅解。记得之前在急诊室时,关于面临到灾区救人的情况,在人力与资源欠缺的时候,策略是,需要积极抢救的较严重的伤者--放弃。优先权必须让给最有可能生还的人。这就是生命!血淋淋的决策,面对千夫所指,总得有人背负这样的使命。。。
Monday, October 18, 2010
organ donation campaign
今天,参与了医院里的器官捐献活动,用了大概半天,觉得有点无聊,是一些人在说一堆道理,结果发现,全州已签了死后器官捐献协议的只有两人,还真想知道那在台上振振有词的人,是不是其中之一?
这本来应该很有意义的活动,却让人觉得无趣,更不会让人有想即刻参与的冲动。让我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一位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说整个过程的内心挣扎,的确,接受器官不是没有风险的。器官受排斥,可以发生在手术桌上,导致病人马上丧命,也可能发生在一小时后,一个星期,甚至一年后。不冒险,则必须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冒险嘛,也可能死得更快。生命的素质与长短该如何取舍,只有当事人才有权利去决定。
每个人在出生以后,每一天都在走向自己的坟墓,一步一步逼近,而死了之后的躯体,就会经过一定的处理方式,随宗教,随个人意愿或家里的经济能力,至于那精神会否依然存在,就要看生前造化了。但如果能在遗体被处理之前,把还有利用价值的器官或组织取出,让失明的人得以看一看这世界,让肝病的小孩可以延续生命,为何要在意那死后是否有全尸?
我国人民可能对这种想法很排斥,所以器官捐赠者的人数,比起其他先进国,还差太远。有人突然逝世,要游说家属,又谈何容易?想在六至十二小时内成功说服家属,并取出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更是一项艰巨的考验。然而这一切会变得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伟大的活动因欠缺了解而产生的抗拒心理。一个已无法挽回的生命,有让别人重获新生的能力,从而延续好几个生命,人生就是如此巧妙的,死亡它究竟象征着结束还是开始,由你去选择。
今天,参与了医院里的器官捐献活动,用了大概半天,觉得有点无聊,是一些人在说一堆道理,结果发现,全州已签了死后器官捐献协议的只有两人,还真想知道那在台上振振有词的人,是不是其中之一?
这本来应该很有意义的活动,却让人觉得无趣,更不会让人有想即刻参与的冲动。让我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一位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说整个过程的内心挣扎,的确,接受器官不是没有风险的。器官受排斥,可以发生在手术桌上,导致病人马上丧命,也可能发生在一小时后,一个星期,甚至一年后。不冒险,则必须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冒险嘛,也可能死得更快。生命的素质与长短该如何取舍,只有当事人才有权利去决定。
每个人在出生以后,每一天都在走向自己的坟墓,一步一步逼近,而死了之后的躯体,就会经过一定的处理方式,随宗教,随个人意愿或家里的经济能力,至于那精神会否依然存在,就要看生前造化了。但如果能在遗体被处理之前,把还有利用价值的器官或组织取出,让失明的人得以看一看这世界,让肝病的小孩可以延续生命,为何要在意那死后是否有全尸?
我国人民可能对这种想法很排斥,所以器官捐赠者的人数,比起其他先进国,还差太远。有人突然逝世,要游说家属,又谈何容易?想在六至十二小时内成功说服家属,并取出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更是一项艰巨的考验。然而这一切会变得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伟大的活动因欠缺了解而产生的抗拒心理。一个已无法挽回的生命,有让别人重获新生的能力,从而延续好几个生命,人生就是如此巧妙的,死亡它究竟象征着结束还是开始,由你去选择。
Saturday, October 16, 2010
自己跌倒,自己爬
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考试,这能否算是我第一次不及格?如果说是大型的,重要的考试,应该是吧。考得最没把握,因为准备得最不充足的一次。但,我还是经历了整个过程,由面对它时的忐忑,面对成绩时的不安,虽然明知奇迹出现的机率会是多渺茫。最后还是看了,在我确定了自己接下来会怎么办之后,才有面对它的勇气。我会放弃吗?轻言放弃,太不像我。我会后悔吗?我选定了这个科系,就不会后悔,也没打算退缩。这次报考,好像有点投资的感觉,目的是想要开始,因为我太清楚自己,如果不缴考试费,肯定到今天都不会翻书,就当成是买一个机会吧!在考场里,考题很坦白,我很惭愧。很多人不以为然,我怎能用三千零吉去赌,但我不会解释,我就是想这么做,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看法,只要我觉得值得就可以了。朋友笑我,怎么非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有多烂,这些年来,自知有多懒散,却没有一个刺激点,来告诉自己,要开始努力了。每天都一样,照常上班,实习和技巧,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上,已能胜任,但若要更上一层楼,就需要更稳固的知识基础,是我目前最欠缺,却又无法战胜懒散和自甘堕落。考完后第一个感触是,我该读书了,怎能这么烂呢?好了,整理了思绪,就要行动了,这不是末路,它是一个开始,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考试,这能否算是我第一次不及格?如果说是大型的,重要的考试,应该是吧。考得最没把握,因为准备得最不充足的一次。但,我还是经历了整个过程,由面对它时的忐忑,面对成绩时的不安,虽然明知奇迹出现的机率会是多渺茫。最后还是看了,在我确定了自己接下来会怎么办之后,才有面对它的勇气。我会放弃吗?轻言放弃,太不像我。我会后悔吗?我选定了这个科系,就不会后悔,也没打算退缩。这次报考,好像有点投资的感觉,目的是想要开始,因为我太清楚自己,如果不缴考试费,肯定到今天都不会翻书,就当成是买一个机会吧!在考场里,考题很坦白,我很惭愧。很多人不以为然,我怎能用三千零吉去赌,但我不会解释,我就是想这么做,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看法,只要我觉得值得就可以了。朋友笑我,怎么非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有多烂,这些年来,自知有多懒散,却没有一个刺激点,来告诉自己,要开始努力了。每天都一样,照常上班,实习和技巧,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上,已能胜任,但若要更上一层楼,就需要更稳固的知识基础,是我目前最欠缺,却又无法战胜懒散和自甘堕落。考完后第一个感触是,我该读书了,怎能这么烂呢?好了,整理了思绪,就要行动了,这不是末路,它是一个开始,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Friday, October 15, 2010
车祸
这是我第一次在手术室内做掌上压,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半夜两点的车祸,除了飞车以外,还会有别的原因吗?我不懂,但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推进手术室时,血从耳鼻喉不停流出,输了九包血,还是急救失败。掌上压是非常考体力的,因为手术桌和身高比例不对,干脆就爬到桌子上按,很累了,明知机会渺茫了,还是继续,只因为你就只有十七岁啊!血气方刚的少年们,能否珍惜生命?你可知道你的父母有多难过?是天意吗?很多意外是可以避免的。。。对于你,我们真的没什么亏欠了,安息吧。其他的公路使用者,最近交通意外特别多,请小心驾驶,避免人为的悲剧。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二十多岁的母亲刚生产后,隔天早上,昏倒在厕所内,据说是上厕所时伤口爆裂,失血过多,马上启动"red alert",麻醉师`妇产专科被急召到产房,病人血压低得无法测量,血管找不着,推入手术室,就开始急救,两小时后,宣告不治。产妇逝世,是很轰动的,在检讨会上,没有任何细节会被放过。据说,她刚生产还没到六小时,临盆时间是在凌晨,产后已被送回病房。发现下体流血比一般多,告知护士,但护士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通知值夜医生。产妇产后流血是正常的,可能那护士是这么以为。以前在妇产科时,若护士通知我病人产后流血,我一定马上检查卫生棉,若真的失血过多,就要马上找出原因,因为孕妇或刚产后的妇女一旦流血,会比一般人又快又多。通常较有经验的护士会对这类投诉格外警惕,尤其当病人已不是第一胎,她们会知道正常失血大概会有多少。可怜新生的孩子啊,你怎么就注定得不到母爱呢?至于那不晓得是粗心还是懒散的护士,如果还有良知的话,应该会觉得内疚吧?工作了两年,对这种工作态度早就麻木了,我没有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去骂他们,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白费唇舌。曾经有病人问我,怎么医院里医生都在忙得团团转,他们却能坐在椅子上闲聊?我说,他们才是老板,我们只是奴隶而已。医生不是护士的直属上司,照理说,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工作伙伴,所以我从不会对他们施号令。不能一竹竿打翻整船人,在任何环境,都会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只是如果他们占多数,那该有多好。这是有人失职,可以避免的悲剧,有时很想问他们,如果这事发生在他自己亲人身上,他又会有何感想?那护士报告有那么重要吗?那想趁机偷懒的欲望就不能抑制吗?这是一份需要奉献与牺牲的工作,病人和她的家属的命运都交到我们的手上,怎能不慎?悲剧酿成了,道歉有用吗?内疚,是一辈子的。我们不是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但既然选了这职业,就必须自己调整。我不是想埋怨,事情发生了,再追究又能改变什么?但对我们,是一个教训,一个警惕,一个绝不该被重复的错误。
这是我第一次在手术室内做掌上压,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半夜两点的车祸,除了飞车以外,还会有别的原因吗?我不懂,但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推进手术室时,血从耳鼻喉不停流出,输了九包血,还是急救失败。掌上压是非常考体力的,因为手术桌和身高比例不对,干脆就爬到桌子上按,很累了,明知机会渺茫了,还是继续,只因为你就只有十七岁啊!血气方刚的少年们,能否珍惜生命?你可知道你的父母有多难过?是天意吗?很多意外是可以避免的。。。对于你,我们真的没什么亏欠了,安息吧。其他的公路使用者,最近交通意外特别多,请小心驾驶,避免人为的悲剧。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二十多岁的母亲刚生产后,隔天早上,昏倒在厕所内,据说是上厕所时伤口爆裂,失血过多,马上启动"red alert",麻醉师`妇产专科被急召到产房,病人血压低得无法测量,血管找不着,推入手术室,就开始急救,两小时后,宣告不治。产妇逝世,是很轰动的,在检讨会上,没有任何细节会被放过。据说,她刚生产还没到六小时,临盆时间是在凌晨,产后已被送回病房。发现下体流血比一般多,告知护士,但护士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通知值夜医生。产妇产后流血是正常的,可能那护士是这么以为。以前在妇产科时,若护士通知我病人产后流血,我一定马上检查卫生棉,若真的失血过多,就要马上找出原因,因为孕妇或刚产后的妇女一旦流血,会比一般人又快又多。通常较有经验的护士会对这类投诉格外警惕,尤其当病人已不是第一胎,她们会知道正常失血大概会有多少。可怜新生的孩子啊,你怎么就注定得不到母爱呢?至于那不晓得是粗心还是懒散的护士,如果还有良知的话,应该会觉得内疚吧?工作了两年,对这种工作态度早就麻木了,我没有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去骂他们,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白费唇舌。曾经有病人问我,怎么医院里医生都在忙得团团转,他们却能坐在椅子上闲聊?我说,他们才是老板,我们只是奴隶而已。医生不是护士的直属上司,照理说,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工作伙伴,所以我从不会对他们施号令。不能一竹竿打翻整船人,在任何环境,都会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只是如果他们占多数,那该有多好。这是有人失职,可以避免的悲剧,有时很想问他们,如果这事发生在他自己亲人身上,他又会有何感想?那护士报告有那么重要吗?那想趁机偷懒的欲望就不能抑制吗?这是一份需要奉献与牺牲的工作,病人和她的家属的命运都交到我们的手上,怎能不慎?悲剧酿成了,道歉有用吗?内疚,是一辈子的。我们不是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但既然选了这职业,就必须自己调整。我不是想埋怨,事情发生了,再追究又能改变什么?但对我们,是一个教训,一个警惕,一个绝不该被重复的错误。
Saturday, October 09, 2010
放手,因为爱
接到姑姑再度入院的消息,再加上掌上压和电击,送入深切治疗室,就知道最多只能再撑一两天。赶往新山的途中,接到了她去世的消息。我好像特别冷静,因为她终于得到了解脱。到了新山,和表哥表姐们处理了殡仪馆和棺木的事后,前往太平间领尸,我很镇定,可能习惯了,把这当成一般个案处理,还提醒我家的心脏病病患,别太激动,若有不适要马上告知。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要好好活着,照顾还活着的人,是我的责任。看见姑姑的遗体,她好像格外安详,至少不像表姐所说的因呼吸困难而挣扎,她的心脏功能已经衰竭,哪怕是随便移动一下身体,都可能累得像刚跑完一百米。
上次突然中风后,发现了心脏衰弱的问题,医生已决定若再心脏病发,就不再抢救。残忍吧?站在医生的立场,若延续生命,也只是让病人苟延残喘,而目前医学与科技也无法扭转病情的情况下,我们常会劝家属,让病人“安然逝世”。“安乐死”是不合法的,我们不能致死,但能在家属同意下,采取静观其变策略。很多人不懂,其实掌上压和电击是很痛的,用身体的重量,压在一个七八十岁老太太脆弱的肋骨上,偶尔骨折了还是继续。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家属的立场上看待这问题。我知道就算救活,也只是徒增她的痛苦,试想一个原本四肢健全能独立的人,突然瘫痪,加上心脏衰弱连呼吸都费力,她还清醒的时候,就已有想死的念头。然而说放弃,谈何容易?必须放下对她的执著,告诉那医生停止治疗,原来是需要这么大的勇气。她的儿女最终还是决定了,因为很爱,所以放弃。
谈及那“长生店”的老板就有点气,好像很理直气壮的说一大堆道理,漫天开价,明知家属一般不会讨价还价,就趁机赚一笔。还真想告诉他,真正孝顺的孩子,是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好好疼他们,而不是在死后,为他们办壮观的葬礼,让这些人趁机敲诈。每个生意人都想赚钱,但不懂适可而止,我觉得是对这行业的不尊重。
晚上七点,和尚开始念经,我不知道他们在念什么,但也双手合十,在心里祈求,愿姑姑能放下执著,到那个叫极乐世界的地方,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这是我接到消息以来,第一次释放,那情绪。。。可能是我不太喜欢在别人面前哭泣。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只请了一天“紧急假期”,离开时抱着表哥表姐们,我匆匆道别,试图隐藏快滑落的泪水,一直到上了巴士,熄灯后,所有的不舍和怀念才占据我的思绪。人与人的接触,在彼此生命里留下痕迹,深刻的也好,浅浅的也罢,一直被记取的或已经遗忘的,在此时此刻总会格外清晰。她是幸福的,有着疼爱她的子女,相信她心里明白。是因中风而瘫痪在床的那几个月,才较折磨,现在也总算结束了,愿她能离苦得乐。安息吧,亲爱的姑姑,把所有恩怨全都撇下,只带着我们慢慢的爱和祝福,到西方去。。。
接到姑姑再度入院的消息,再加上掌上压和电击,送入深切治疗室,就知道最多只能再撑一两天。赶往新山的途中,接到了她去世的消息。我好像特别冷静,因为她终于得到了解脱。到了新山,和表哥表姐们处理了殡仪馆和棺木的事后,前往太平间领尸,我很镇定,可能习惯了,把这当成一般个案处理,还提醒我家的心脏病病患,别太激动,若有不适要马上告知。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要好好活着,照顾还活着的人,是我的责任。看见姑姑的遗体,她好像格外安详,至少不像表姐所说的因呼吸困难而挣扎,她的心脏功能已经衰竭,哪怕是随便移动一下身体,都可能累得像刚跑完一百米。
上次突然中风后,发现了心脏衰弱的问题,医生已决定若再心脏病发,就不再抢救。残忍吧?站在医生的立场,若延续生命,也只是让病人苟延残喘,而目前医学与科技也无法扭转病情的情况下,我们常会劝家属,让病人“安然逝世”。“安乐死”是不合法的,我们不能致死,但能在家属同意下,采取静观其变策略。很多人不懂,其实掌上压和电击是很痛的,用身体的重量,压在一个七八十岁老太太脆弱的肋骨上,偶尔骨折了还是继续。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家属的立场上看待这问题。我知道就算救活,也只是徒增她的痛苦,试想一个原本四肢健全能独立的人,突然瘫痪,加上心脏衰弱连呼吸都费力,她还清醒的时候,就已有想死的念头。然而说放弃,谈何容易?必须放下对她的执著,告诉那医生停止治疗,原来是需要这么大的勇气。她的儿女最终还是决定了,因为很爱,所以放弃。
谈及那“长生店”的老板就有点气,好像很理直气壮的说一大堆道理,漫天开价,明知家属一般不会讨价还价,就趁机赚一笔。还真想告诉他,真正孝顺的孩子,是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好好疼他们,而不是在死后,为他们办壮观的葬礼,让这些人趁机敲诈。每个生意人都想赚钱,但不懂适可而止,我觉得是对这行业的不尊重。
晚上七点,和尚开始念经,我不知道他们在念什么,但也双手合十,在心里祈求,愿姑姑能放下执著,到那个叫极乐世界的地方,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这是我接到消息以来,第一次释放,那情绪。。。可能是我不太喜欢在别人面前哭泣。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只请了一天“紧急假期”,离开时抱着表哥表姐们,我匆匆道别,试图隐藏快滑落的泪水,一直到上了巴士,熄灯后,所有的不舍和怀念才占据我的思绪。人与人的接触,在彼此生命里留下痕迹,深刻的也好,浅浅的也罢,一直被记取的或已经遗忘的,在此时此刻总会格外清晰。她是幸福的,有着疼爱她的子女,相信她心里明白。是因中风而瘫痪在床的那几个月,才较折磨,现在也总算结束了,愿她能离苦得乐。安息吧,亲爱的姑姑,把所有恩怨全都撇下,只带着我们慢慢的爱和祝福,到西方去。。。
Friday, October 01, 2010
Monday, September 27, 2010
痛定思痛
这场考试,考得必须公告天下,为了想多请几天假。开始工作了,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考得怎样了?我很老实地回答。。。这次,我是有收获的,所以成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为了考试而读书,原本就不是我的作风,但因临时抱佛脚而被迫如此,就算能侥幸过关,对我而言,我还是失败了。整个考试的过程,是挺折磨的,因为我必须面对自己还要加倍努力的事实,那考题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痛斥我这两年来的懒散,漫无目的地随便混日子。我惭愧不已,但知道只有行动才能证明我会痛改前非。回到了工作岗位,一连串的挑战,我疲累得没有时间整理思绪,我会努力的,但我需要一些时间。这次这个教训是贵了一些,或许是上天的旨意吧,我想,一切都会值得的。。。
这场考试,考得必须公告天下,为了想多请几天假。开始工作了,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考得怎样了?我很老实地回答。。。这次,我是有收获的,所以成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为了考试而读书,原本就不是我的作风,但因临时抱佛脚而被迫如此,就算能侥幸过关,对我而言,我还是失败了。整个考试的过程,是挺折磨的,因为我必须面对自己还要加倍努力的事实,那考题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痛斥我这两年来的懒散,漫无目的地随便混日子。我惭愧不已,但知道只有行动才能证明我会痛改前非。回到了工作岗位,一连串的挑战,我疲累得没有时间整理思绪,我会努力的,但我需要一些时间。这次这个教训是贵了一些,或许是上天的旨意吧,我想,一切都会值得的。。。
专业?无情?
这一趟难得的南下之旅,除了考试,就是要探望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姑姑,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是我一直没请假去看她。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她会一见到我就哭,不晓得该怎么反应才好。没料到表哥表姐们都和以往一样热情款待,或许大家早已习惯了,面对再艰难的考验,日子还是要继续。。。
一见姑姑,我倒是吓着了,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真的消瘦不少,半身瘫痪,插着鼻管,躺在床上。工作的这段日子,中风的病人见过很多,但这次是我真正见到中风给病人所带来的折磨。是我对病人不够用心吗?我想,是我一直以来,已很专业的医生身份来对病人,没有加入太多个人的感情,所以不容易感同身受。我没有哭,还替她做检查,带表姐为她买痔疮药和止痛药,我是不是已理智得近乎无情?在大家都茫然失措之际,总要有人冷静处事,但如果这事发生在我父母身上,我就不会那么冷静了。。。见到姑姑,我没有想哭,但看见表哥表姐们无助,心疼的样子,反而让我觉得难过。。。
人生也太无常了吧?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事,可以在一瞬间突然毫无意义。。。及时行乐,别浪费生命,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为生命创造更大的意义,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这一趟难得的南下之旅,除了考试,就是要探望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姑姑,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是我一直没请假去看她。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她会一见到我就哭,不晓得该怎么反应才好。没料到表哥表姐们都和以往一样热情款待,或许大家早已习惯了,面对再艰难的考验,日子还是要继续。。。
一见姑姑,我倒是吓着了,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真的消瘦不少,半身瘫痪,插着鼻管,躺在床上。工作的这段日子,中风的病人见过很多,但这次是我真正见到中风给病人所带来的折磨。是我对病人不够用心吗?我想,是我一直以来,已很专业的医生身份来对病人,没有加入太多个人的感情,所以不容易感同身受。我没有哭,还替她做检查,带表姐为她买痔疮药和止痛药,我是不是已理智得近乎无情?在大家都茫然失措之际,总要有人冷静处事,但如果这事发生在我父母身上,我就不会那么冷静了。。。见到姑姑,我没有想哭,但看见表哥表姐们无助,心疼的样子,反而让我觉得难过。。。
人生也太无常了吧?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事,可以在一瞬间突然毫无意义。。。及时行乐,别浪费生命,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为生命创造更大的意义,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Saturday, September 25, 2010
关于。。。意义
考试测验的不止是自己的知识,很多时候也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抗压性·耐力,这次六小时的考试结果如何,不难猜测,虽然成绩有待揭晓,但一切已成定数。无论如何,我必须说,它让我学了很多。这次,让我觉得最无助的,就是我突然觉得找不到必须坚持的理由。对我而言,目的地虽然重要,但若选对了方向,能否抵达终点也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我常常很注重自己的态度,而那时的我不晓得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次的考验。
或许最大的问题,在于我选错努力的理由,于是当这坚持突然动摇时,我才会如此茫然失措。又回到我问了自己很多次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医生?哈,还以为这问题只是在自己还未选科系的时候,才得面对,没想到工作了两年后的今天,还是要问同一个问题,是我动摇了吗?不,是想借着这次机会,纠正自己的态度,换句话说,是想换一个继续奋斗的原因。当初,医学系是我个人的选择,爸要我当药剂师;妈希望我能成为牙医,是我义无反顾地选了这一份工作,其中的主因,就是它很有挑战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对挑战的热爱越少,想过较安定的生活。以前碰到自己不会的病,就会很好奇,甚至会觉得兴奋,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就会很自然地依着“惯性”去处理,对其他的可能性反而不会多加考量,变得不够客观,碰到较难处理的个案,偶尔会有想逃避的心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但绝对是要不得的态度。
我常告诉别人,我有一个梦想,要到贫困和灾难区服务,这才应该是我努力的原动力。既然从一开始,我选择这一条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那为何我会选择把努力的意义归附予他们?家,对我而言,是重要的,它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但谈及事业,我就应该很专业地不涉及私人情感,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考验。身为医者,我必须冷静处事,因为我必须对病人负责,如果我让自己的情绪问题影响判断能力,就太不专业了,那我还有什么资格成为医生?
这场考试,考得我身心疲累,却让我再度检视自己-我想说,我不是来赢的,我是来学的,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已获得很多。找到了对的态度,再重新出发,这是不是上天刻意为我安排的考验?
考试测验的不止是自己的知识,很多时候也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抗压性·耐力,这次六小时的考试结果如何,不难猜测,虽然成绩有待揭晓,但一切已成定数。无论如何,我必须说,它让我学了很多。这次,让我觉得最无助的,就是我突然觉得找不到必须坚持的理由。对我而言,目的地虽然重要,但若选对了方向,能否抵达终点也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我常常很注重自己的态度,而那时的我不晓得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次的考验。
或许最大的问题,在于我选错努力的理由,于是当这坚持突然动摇时,我才会如此茫然失措。又回到我问了自己很多次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医生?哈,还以为这问题只是在自己还未选科系的时候,才得面对,没想到工作了两年后的今天,还是要问同一个问题,是我动摇了吗?不,是想借着这次机会,纠正自己的态度,换句话说,是想换一个继续奋斗的原因。当初,医学系是我个人的选择,爸要我当药剂师;妈希望我能成为牙医,是我义无反顾地选了这一份工作,其中的主因,就是它很有挑战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对挑战的热爱越少,想过较安定的生活。以前碰到自己不会的病,就会很好奇,甚至会觉得兴奋,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就会很自然地依着“惯性”去处理,对其他的可能性反而不会多加考量,变得不够客观,碰到较难处理的个案,偶尔会有想逃避的心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但绝对是要不得的态度。
我常告诉别人,我有一个梦想,要到贫困和灾难区服务,这才应该是我努力的原动力。既然从一开始,我选择这一条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那为何我会选择把努力的意义归附予他们?家,对我而言,是重要的,它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但谈及事业,我就应该很专业地不涉及私人情感,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考验。身为医者,我必须冷静处事,因为我必须对病人负责,如果我让自己的情绪问题影响判断能力,就太不专业了,那我还有什么资格成为医生?
这场考试,考得我身心疲累,却让我再度检视自己-我想说,我不是来赢的,我是来学的,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已获得很多。找到了对的态度,再重新出发,这是不是上天刻意为我安排的考验?
Friday, September 17, 2010
Wednesday, September 15, 2010
无奈
下星期考试了,还以为一觉醒来,心情得以平复,可以开始复习,其实不然。是没有像昨晚一样面红耳赤,似疯子一样乱喊,是的,我已经不是在说话了,这世上,除了亲人,应该还没有其他人能让我情绪失控至如此程度。气得我声嘶力竭,也要继续吼叫,他也真带种,居然还不挂电话,好像很有道理似的编造更多借口,回想起来,我也不明白为何对牛弹琴,我还要这么劳心伤神。
这次的考试是我自掏腰包,跨出成为一个专科医生的第一步,本来应该算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现在觉得这一切突然毫无意义了。我是一个最失败的医生,因为我居然没办法让我的亲人明白照顾健康的重要性,平时劝病人,他们不听,只能让我觉得失望,久而久之,也懒得再理;自己的亲人不听,一开始是心疼,接着只觉得累,我可以置之不理吗?真的很想置身事外,一走了之。我知道身为医生不该感情用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与冷静,庆幸我今天不用上班,不用面对我的病人。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医生的责任只是提醒,在病发时找出病因,提供治疗,你能不能也对自己负责任,能不能不要那么固执,能不能试着明白没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懂,才会想阻止,因为我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就不能再怎么样了,你到底懂不懂你们的一意孤行,让我觉得多无奈?万一出事了,就会像昨晚一样把责任推给我,因为,我是医生,他的病情应该问我。你真的有把我当医生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届时我们也会束手无策,你懂吗?你这不长脑袋的东西!
那么生气又能怎样?皇帝都不急,这才最让人心痛。。。我想我会放弃,放弃我的执着,反正我再怎么坚持,也不会改变什么。记得我曾有这样的想法,只要病人愿意求医,我是不会放弃的,但如果他不愿呢?有些事是可以避免的,就好像糖尿病病患只要能控制食欲,准时吃药,就能延迟后遗症的产生,但有些人偏爱自找麻烦,我又能怎样?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由自己去决定,请为自己负责。
下星期考试了,还以为一觉醒来,心情得以平复,可以开始复习,其实不然。是没有像昨晚一样面红耳赤,似疯子一样乱喊,是的,我已经不是在说话了,这世上,除了亲人,应该还没有其他人能让我情绪失控至如此程度。气得我声嘶力竭,也要继续吼叫,他也真带种,居然还不挂电话,好像很有道理似的编造更多借口,回想起来,我也不明白为何对牛弹琴,我还要这么劳心伤神。
这次的考试是我自掏腰包,跨出成为一个专科医生的第一步,本来应该算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现在觉得这一切突然毫无意义了。我是一个最失败的医生,因为我居然没办法让我的亲人明白照顾健康的重要性,平时劝病人,他们不听,只能让我觉得失望,久而久之,也懒得再理;自己的亲人不听,一开始是心疼,接着只觉得累,我可以置之不理吗?真的很想置身事外,一走了之。我知道身为医生不该感情用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与冷静,庆幸我今天不用上班,不用面对我的病人。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医生的责任只是提醒,在病发时找出病因,提供治疗,你能不能也对自己负责任,能不能不要那么固执,能不能试着明白没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懂,才会想阻止,因为我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就不能再怎么样了,你到底懂不懂你们的一意孤行,让我觉得多无奈?万一出事了,就会像昨晚一样把责任推给我,因为,我是医生,他的病情应该问我。你真的有把我当医生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届时我们也会束手无策,你懂吗?你这不长脑袋的东西!
那么生气又能怎样?皇帝都不急,这才最让人心痛。。。我想我会放弃,放弃我的执着,反正我再怎么坚持,也不会改变什么。记得我曾有这样的想法,只要病人愿意求医,我是不会放弃的,但如果他不愿呢?有些事是可以避免的,就好像糖尿病病患只要能控制食欲,准时吃药,就能延迟后遗症的产生,但有些人偏爱自找麻烦,我又能怎样?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由自己去决定,请为自己负责。
Tuesday, September 14, 2010
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明白???
刚和弟弟大吵一场,我总是如此不中用,明明理直气壮,却总是先掉泪泄气。太生气了,气得我已开始用吼叫取代说话。很久没和他吵了,这次是为了太不懂珍惜健康的爸爸。该说的说了,结果没变,我再也不想理!我不懂,有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也不懂他在和我吵的时候,是否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我只能祈求,我害怕的事别那么快发生。他们都以为我在杞人忧天,我只是知道,如果情况持续,一切只是早晚的事,但我又能怎样呢?我想远走高飞,眼不见为净,一些事情是有些人咎由自取的,对类似病人,我不会觉得同情,但自己的亲人选择如此,我觉得痛心,有心无力,为什么我身为医者却无力阻止,为什么就算我再怎么解释那些人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总要等到为时太晚才追悔莫及?我狠狠地给了他一句,如果将来出了事,我是不会原谅他的,绝对不是气话。
刚和弟弟大吵一场,我总是如此不中用,明明理直气壮,却总是先掉泪泄气。太生气了,气得我已开始用吼叫取代说话。很久没和他吵了,这次是为了太不懂珍惜健康的爸爸。该说的说了,结果没变,我再也不想理!我不懂,有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也不懂他在和我吵的时候,是否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我只能祈求,我害怕的事别那么快发生。他们都以为我在杞人忧天,我只是知道,如果情况持续,一切只是早晚的事,但我又能怎样呢?我想远走高飞,眼不见为净,一些事情是有些人咎由自取的,对类似病人,我不会觉得同情,但自己的亲人选择如此,我觉得痛心,有心无力,为什么我身为医者却无力阻止,为什么就算我再怎么解释那些人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总要等到为时太晚才追悔莫及?我狠狠地给了他一句,如果将来出了事,我是不会原谅他的,绝对不是气话。
Friday, September 03, 2010
Saturday, August 28, 2010
偏向虎山行
矛盾,彷徨,不知所措,是我这一阵子最常有的情绪,狠狠地睡了一场,尽管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想要放肆,什么都不理。醒来之后,反而不觉得内疚,清醒多了,好像知道该怎么面对了。可能是这一觉,补充了我两个星期的睡眠不足,让我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清醒时处理不了的压力,唯有在睡眠中得以释放,没想到,挺有效的。
投入了新的工作环境,还有太多的不熟悉,需要时间来适应,已报名的专业考试,已迫在眉睫,我分身乏术,无法两者兼顾,所以倍感压迫。突然想起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或许这就是我暂时的出口。在应该做和想要做的事情之间,我只能选择前者,因为不负责任的自己,是我无法接受的,可我却对等着去乱答考题的感觉,非常反感,毕竟,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看来,只能鞠躬尽瘁了,在仅有的时间里,做最基本的准备,然后,希望会有奇迹,无所谓了,我已经尽力了,大不了下一届再接再励吧。就算机会再渺茫,我也不能放弃,这是我对自己不能再妥协的要求。
矛盾,彷徨,不知所措,是我这一阵子最常有的情绪,狠狠地睡了一场,尽管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想要放肆,什么都不理。醒来之后,反而不觉得内疚,清醒多了,好像知道该怎么面对了。可能是这一觉,补充了我两个星期的睡眠不足,让我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清醒时处理不了的压力,唯有在睡眠中得以释放,没想到,挺有效的。
投入了新的工作环境,还有太多的不熟悉,需要时间来适应,已报名的专业考试,已迫在眉睫,我分身乏术,无法两者兼顾,所以倍感压迫。突然想起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或许这就是我暂时的出口。在应该做和想要做的事情之间,我只能选择前者,因为不负责任的自己,是我无法接受的,可我却对等着去乱答考题的感觉,非常反感,毕竟,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看来,只能鞠躬尽瘁了,在仅有的时间里,做最基本的准备,然后,希望会有奇迹,无所谓了,我已经尽力了,大不了下一届再接再励吧。就算机会再渺茫,我也不能放弃,这是我对自己不能再妥协的要求。
Saturday, August 07, 2010
何去何从???
一种莫名的彷徨,反复地侵袭我自以为筑好的心防,接下来还能怎样呢?明知自己并非主宰,却又抵挡不了这总乘机偷袭我的疑问。听说我的名字已在某部门里被公开讨论了,却不知是否已成定局,也不知下个月的我会身处何方,最怕是拿不到假期去考试,又怕进了太忙的部门,没办法临时抱佛脚。唉,也太多顾虑了吧?一切都还是变数,该反抗,争取我想要的部门?该置之不理,祈求并相信上天会为我做妥善安排?该妥协,不管去哪儿都演好自己的角色?最近有个挺有趣的笑话,大家总会问,明天做什么?(值哪一班),有同事会很风趣地答说,明天还是当医生。哈,很可爱,我觉得很有意思,医者行医,是终生职业,管他值哪班,管他,明天我会身处何方?
一种莫名的彷徨,反复地侵袭我自以为筑好的心防,接下来还能怎样呢?明知自己并非主宰,却又抵挡不了这总乘机偷袭我的疑问。听说我的名字已在某部门里被公开讨论了,却不知是否已成定局,也不知下个月的我会身处何方,最怕是拿不到假期去考试,又怕进了太忙的部门,没办法临时抱佛脚。唉,也太多顾虑了吧?一切都还是变数,该反抗,争取我想要的部门?该置之不理,祈求并相信上天会为我做妥善安排?该妥协,不管去哪儿都演好自己的角色?最近有个挺有趣的笑话,大家总会问,明天做什么?(值哪一班),有同事会很风趣地答说,明天还是当医生。哈,很可爱,我觉得很有意思,医者行医,是终生职业,管他值哪班,管他,明天我会身处何方?
Wednesday, August 04, 2010
算是毕业了吧?
拿到执照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可以捞金了(LOCUM)哈哈!好像有点堕落,和那种全心全意为病人的理想似乎有点偏差。其实不然,当MEDICAL OFFICER 与HOUSE OFFICER对我而言,最大的差别,在于赚外快的权利,否则,我一样是为病人尽心尽力,只是工作范围稍微扩大,责任稍微重大而已。我没办法在这转换期前取得假期,看来放假又会变得遥遥无期了。有时真的很累,很想停下来喘一喘气,可是医生哪有资格说累?
暂留急诊室,很快就会不晓得给扔到哪儿,九月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试,希望还有机会可以为考试准备。一开始老板要我留下时,还真有点沮丧,但反正都不可能改变,为何不全心把它做到最好?我知道的,离JKNT 采取行动的日子,也应该不远了,随便吧,反正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要改善自己,做个我想要的我。如果我之前只是个懦弱的遵从者,可别吓着了,当我会长期留守一个地方,我就会有自己的坚持,不会轻易妥协,敷衍了事,是我不能容忍的。
拿到执照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可以捞金了(LOCUM)哈哈!好像有点堕落,和那种全心全意为病人的理想似乎有点偏差。其实不然,当MEDICAL OFFICER 与HOUSE OFFICER对我而言,最大的差别,在于赚外快的权利,否则,我一样是为病人尽心尽力,只是工作范围稍微扩大,责任稍微重大而已。我没办法在这转换期前取得假期,看来放假又会变得遥遥无期了。有时真的很累,很想停下来喘一喘气,可是医生哪有资格说累?
暂留急诊室,很快就会不晓得给扔到哪儿,九月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试,希望还有机会可以为考试准备。一开始老板要我留下时,还真有点沮丧,但反正都不可能改变,为何不全心把它做到最好?我知道的,离JKNT 采取行动的日子,也应该不远了,随便吧,反正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要改善自己,做个我想要的我。如果我之前只是个懦弱的遵从者,可别吓着了,当我会长期留守一个地方,我就会有自己的坚持,不会轻易妥协,敷衍了事,是我不能容忍的。
Friday, July 23, 2010
失望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医生犯错,怎可能会有人说-无所谓,从错误中学习?错了没关系,有几个医生会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对病人坦白?昨夜,没心情做事,一直在担心一个病人,自己忽略了一些事,很怕因此害了别人。那位阿伯没有因治疗,减少疼痛,让我对一开始的诊断起了疑虑,一直觉得,会不会是我们忽略了什么,把这事告诉上司,他却不以为意。拨电告诉接收这病人的主治医师,她说会跟进,傍晚去探病时,发觉他的病情并没有改善,而他们还是延续一样的治疗。担心了一整夜,还好今早探病时,他的病情已经稳定,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发现,我的上司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原来只有我在提心吊胆,害怕自己判断错误,他好像完全不须负责。我的焦虑并不是多虑,我只能这么说。对那上司有点失望,和好友聊起这事时,她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会这么想,我却坚持,这是一个医生对病人最基本的责任,第一个条件就是--do no harm.就算你真的错了,也要想办法弥补,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也应该觉得愧疚,并确定不重蹈覆辙。结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态度,我没办法替别人决定,只能坚持去做我认为对的事。行外人,别以为医生不会错,他们不是圣人。阿伯,真的很抱歉,我很幸运,这次没有判断错,我下次一定会考虑更周全,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原你早日康复。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医生犯错,怎可能会有人说-无所谓,从错误中学习?错了没关系,有几个医生会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对病人坦白?昨夜,没心情做事,一直在担心一个病人,自己忽略了一些事,很怕因此害了别人。那位阿伯没有因治疗,减少疼痛,让我对一开始的诊断起了疑虑,一直觉得,会不会是我们忽略了什么,把这事告诉上司,他却不以为意。拨电告诉接收这病人的主治医师,她说会跟进,傍晚去探病时,发觉他的病情并没有改善,而他们还是延续一样的治疗。担心了一整夜,还好今早探病时,他的病情已经稳定,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发现,我的上司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原来只有我在提心吊胆,害怕自己判断错误,他好像完全不须负责。我的焦虑并不是多虑,我只能这么说。对那上司有点失望,和好友聊起这事时,她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会这么想,我却坚持,这是一个医生对病人最基本的责任,第一个条件就是--do no harm.就算你真的错了,也要想办法弥补,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也应该觉得愧疚,并确定不重蹈覆辙。结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态度,我没办法替别人决定,只能坚持去做我认为对的事。行外人,别以为医生不会错,他们不是圣人。阿伯,真的很抱歉,我很幸运,这次没有判断错,我下次一定会考虑更周全,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原你早日康复。
Tuesday, July 13, 2010
previously,recently,currently still one of my favourite
celine dion - if that's what it takes
When the storm rises up, when the shadows descend
Ev'ry beat of my heart, ev'ry day without end
I will stand like your rock, I will bend till I break
Till there's no more to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I will risk everything, I will fight, I will bleed
I will lay down my life, if that's what you need
Ev'ry second I live, that's the promise I make
Baby, that's what I'll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hrough the wind and the rain, through the smoke and the fire
When the fear rises up, when the wave's ever higher
I will lay down my heart, my body, my soul
I will hold on all night and never let go
Ev'ry second I live, that's the promise I make
Baby, that's what I'll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celine dion - if that's what it takes
When the storm rises up, when the shadows descend
Ev'ry beat of my heart, ev'ry day without end
I will stand like your rock, I will bend till I break
Till there's no more to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I will risk everything, I will fight, I will bleed
I will lay down my life, if that's what you need
Ev'ry second I live, that's the promise I make
Baby, that's what I'll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hrough the wind and the rain, through the smoke and the fire
When the fear rises up, when the wave's ever higher
I will lay down my heart, my body, my soul
I will hold on all night and never let go
Ev'ry second I live, that's the promise I make
Baby, that's what I'll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Wednesday, July 07, 2010
Wednesday, June 09, 2010
铁石心肠?
是职业性质,导致我理性得不懂感性,还是因为明瞭最终结果始终如此,所以不想执着?姑姑病入膏肓,表姐捎来的短信,我却答复得如此直接,那时的我,是不想给他们假的希望。冷静一想,谁不想听见自己想听的答案,谁不想在绝望跟前找到一丝希望,哪怕它是那么渺茫。工作快两年了,我还是不太懂该怎么应付这样的情况,尤其当它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记得前阵子,医学院好友突然来电,告诉我他叔叔病情严重的事,大家都是行内人,结果会是如何,心里有数,我要他不要逃避,他好像有点生气,直到我说要去替他叔叔祈福,他才能较好过一些,试想,连医生在面对类似情况时都有这样的反应,又怎能要求圈外人冷静面对?
记得有一次,一位外科医生曾指责家属过于感情用事,他说自己丧失父亲时,虽难过也必须面对,那时我想,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冷静的,我钦佩他的镇定与理性,也能谅解家属的反应。
我爸要去探病,这才叫我担心,姑姑的情况不乐观,一些结果是可以预知的,但爸和他的感情算深厚,我无法确定他的心脏能否承受这样的负荷,也不能阻止他前行,毕竟病倒的是他的姐姐。
人生是无常的,活着的时候就要珍惜。死,是每一个生命故事必然的结局,无可避免,也无需惶恐,重要的只是,不要让自己再有遗憾。
是职业性质,导致我理性得不懂感性,还是因为明瞭最终结果始终如此,所以不想执着?姑姑病入膏肓,表姐捎来的短信,我却答复得如此直接,那时的我,是不想给他们假的希望。冷静一想,谁不想听见自己想听的答案,谁不想在绝望跟前找到一丝希望,哪怕它是那么渺茫。工作快两年了,我还是不太懂该怎么应付这样的情况,尤其当它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记得前阵子,医学院好友突然来电,告诉我他叔叔病情严重的事,大家都是行内人,结果会是如何,心里有数,我要他不要逃避,他好像有点生气,直到我说要去替他叔叔祈福,他才能较好过一些,试想,连医生在面对类似情况时都有这样的反应,又怎能要求圈外人冷静面对?
记得有一次,一位外科医生曾指责家属过于感情用事,他说自己丧失父亲时,虽难过也必须面对,那时我想,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冷静的,我钦佩他的镇定与理性,也能谅解家属的反应。
我爸要去探病,这才叫我担心,姑姑的情况不乐观,一些结果是可以预知的,但爸和他的感情算深厚,我无法确定他的心脏能否承受这样的负荷,也不能阻止他前行,毕竟病倒的是他的姐姐。
人生是无常的,活着的时候就要珍惜。死,是每一个生命故事必然的结局,无可避免,也无需惶恐,重要的只是,不要让自己再有遗憾。
Thursday, June 03, 2010
Sunday, May 30, 2010
政治游戏
又是一场政治游戏,学弟妹们,觉醒吧!有时我很讨厌你们的斤斤计较,爱偷懒,迟到早退的敷衍态度,可是有时看到你们让这些上阶层耍得团团转,又会有恻隐之心。这些政治人物说的话,岂能当真?唉,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他们刀下的鱼肉,不同的只是,我知道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与这些人抗衡,所以我选择暂时妥协,选择忍气吞声。不知是你们真的那么天真,还是明知故犯,反正结果都是咎由自取,而且总会殃及池鱼啊!觉悟吧,那些人我们惹不起,还是忍辱负重,较为明智。
有时,对这里的制度,我特别反感,很想一走了之,我不是一个会喜欢处处受约束的人,我不明白那些人的想法,但是我也没有能力改变制度。就算我现在不能得偿所愿,我只想告诉他们,哪怕你在我的航程中处处设限,有一天我也会到达我要的目的地。
又是一场政治游戏,学弟妹们,觉醒吧!有时我很讨厌你们的斤斤计较,爱偷懒,迟到早退的敷衍态度,可是有时看到你们让这些上阶层耍得团团转,又会有恻隐之心。这些政治人物说的话,岂能当真?唉,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他们刀下的鱼肉,不同的只是,我知道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与这些人抗衡,所以我选择暂时妥协,选择忍气吞声。不知是你们真的那么天真,还是明知故犯,反正结果都是咎由自取,而且总会殃及池鱼啊!觉悟吧,那些人我们惹不起,还是忍辱负重,较为明智。
有时,对这里的制度,我特别反感,很想一走了之,我不是一个会喜欢处处受约束的人,我不明白那些人的想法,但是我也没有能力改变制度。就算我现在不能得偿所愿,我只想告诉他们,哪怕你在我的航程中处处设限,有一天我也会到达我要的目的地。
Monday, May 17, 2010
结束感言
razor sharp decision,prolific intervention 是这次 conference 的主题。学了很多,不是知识上的,因为太多时候都不专心,趁别人演讲时拼命写稿,我的应变能力还不差,我自己也觉得惊讶。当然,这种任务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做得好别人不会感激你,做得差别人不会忘了批评你,但没关系,经验是难得的。我觉得在态度上,做事的认真程度上,实在还有太多必须改进的地方,但愿我不是唯一会这么想的,瓜丁的医学界才会有希望。
几乎大多数的演讲者,参与者都是专科医生,很多还拥有两个学位,天啊,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前辈们,在工作几十年后还是充满热诚?我想我是知道原因的,曾有人问我,为何我选择当工作狂,一谈到请假总是找借口推辞?首先,我没有别人想象中那么勤劳,造成态度差异的关键是,有些人把它当成职业,有些却把它视为事业。
我觉得自己好像井底之蛙,突然发现这行业还有那么多显著的人物,那么多值得学习的对象。停留在原地,或是向前迈进,给自己设下战书,不过是选择的问题。选择考试,是我跨出的第一步,这次绝对不能临阵退缩,就算我必须孤身作战,也必会不破楼兰终不还,奋战到底!
razor sharp decision,prolific intervention 是这次 conference 的主题。学了很多,不是知识上的,因为太多时候都不专心,趁别人演讲时拼命写稿,我的应变能力还不差,我自己也觉得惊讶。当然,这种任务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做得好别人不会感激你,做得差别人不会忘了批评你,但没关系,经验是难得的。我觉得在态度上,做事的认真程度上,实在还有太多必须改进的地方,但愿我不是唯一会这么想的,瓜丁的医学界才会有希望。
几乎大多数的演讲者,参与者都是专科医生,很多还拥有两个学位,天啊,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前辈们,在工作几十年后还是充满热诚?我想我是知道原因的,曾有人问我,为何我选择当工作狂,一谈到请假总是找借口推辞?首先,我没有别人想象中那么勤劳,造成态度差异的关键是,有些人把它当成职业,有些却把它视为事业。
我觉得自己好像井底之蛙,突然发现这行业还有那么多显著的人物,那么多值得学习的对象。停留在原地,或是向前迈进,给自己设下战书,不过是选择的问题。选择考试,是我跨出的第一步,这次绝对不能临阵退缩,就算我必须孤身作战,也必会不破楼兰终不还,奋战到底!
Sunday, May 16, 2010
Thursday, May 13, 2010
Wednesday, May 12, 2010
越级?
今天,有一个别家医院送来的病人,该直接送往骨科的,是交通意外骨折的个案,可是病人说肚子疼,我就替他照超声波,觉得很可能是内出血。当时急诊室同时进了好几个病患,可能是上司想尽快清场,告诉我说没事,尽快办理入院手续,我心不安,就找了也在值班的较资深的上司,把疑虑提出,请他再照一次。他在照时,也觉得可能内出血,那小上司就急忙说他也觉得是,我保持沉默。那上司处理好后,就问那小上司为何没把怀疑内出血的事告诉他,他说“那是因为你已经再看了啊”我还是一言不发,心里在想“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怀疑”。
急诊室忙起来时,真的会手忙脚乱,但是身为前线人员,就更要小心行事。我没有要拆穿他,对我而言,重要的只是,病人得到他应得的治疗,至于那些不肯认错,爱出风头的表现,我也不愿置评。我真的很庆幸,我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上司的话自然要服从,但如果觉得自己是对的,为了病人的利益,就该据理力争。他可能从此对我有戒心,但我不想理,与其费神在这些事,不如我好好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实际一些。
今天,有一个别家医院送来的病人,该直接送往骨科的,是交通意外骨折的个案,可是病人说肚子疼,我就替他照超声波,觉得很可能是内出血。当时急诊室同时进了好几个病患,可能是上司想尽快清场,告诉我说没事,尽快办理入院手续,我心不安,就找了也在值班的较资深的上司,把疑虑提出,请他再照一次。他在照时,也觉得可能内出血,那小上司就急忙说他也觉得是,我保持沉默。那上司处理好后,就问那小上司为何没把怀疑内出血的事告诉他,他说“那是因为你已经再看了啊”我还是一言不发,心里在想“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怀疑”。
急诊室忙起来时,真的会手忙脚乱,但是身为前线人员,就更要小心行事。我没有要拆穿他,对我而言,重要的只是,病人得到他应得的治疗,至于那些不肯认错,爱出风头的表现,我也不愿置评。我真的很庆幸,我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上司的话自然要服从,但如果觉得自己是对的,为了病人的利益,就该据理力争。他可能从此对我有戒心,但我不想理,与其费神在这些事,不如我好好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实际一些。
Friday, May 07, 2010
关于抉择
说起来还真的很抱歉,在昨晚的说法会上,睡着了,不是法师或课题的问题,而是,我实在太累了,累得连睁开眼,都必须很费力。我还是一样顽固,一样不会背诵经文,一样坚持明白与实践胜于形式。昨晚的课题,是关于如何做个正确的抉择?重点只在于正知正见。行动源于抉择,而抉择的根本在于见解。何谓正确?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而已,可见对与错,正确与否是何其主观的看法。世事不能尽如人意,一些决定可能对某人而言会带来好的结果,同时也不能避免对另一些人带来伤害,如何取舍,也只能权衡轻重了。最近,我发现原来一些事只是谎言,接下来会被派到哪里还是未知数,一开始有点气,也很彷徨,其实是很傻,也很浪费时间的,因为这些上阶层的决定,又岂是我能改变的?担心也是无谓的。我一样会锁定我的方向,可能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会把我吹离原来的航线,让我只好绕道而行,但只要我没有停下,只要我的欲望还是这么强烈,抵达目的地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风雨能延缓整个过程,也能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茁壮,更坚定。我不想像以前一样害怕风雨,我要迎向它,面对它,并战胜它。因为,风雨后能屹立不倒的小苗,才有资格成为他日令人敬仰的大树。一切只是抉择的问题,既然结果不在我抉择的范围以内,我就只能选择自己的态度了。
说起来还真的很抱歉,在昨晚的说法会上,睡着了,不是法师或课题的问题,而是,我实在太累了,累得连睁开眼,都必须很费力。我还是一样顽固,一样不会背诵经文,一样坚持明白与实践胜于形式。昨晚的课题,是关于如何做个正确的抉择?重点只在于正知正见。行动源于抉择,而抉择的根本在于见解。何谓正确?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而已,可见对与错,正确与否是何其主观的看法。世事不能尽如人意,一些决定可能对某人而言会带来好的结果,同时也不能避免对另一些人带来伤害,如何取舍,也只能权衡轻重了。最近,我发现原来一些事只是谎言,接下来会被派到哪里还是未知数,一开始有点气,也很彷徨,其实是很傻,也很浪费时间的,因为这些上阶层的决定,又岂是我能改变的?担心也是无谓的。我一样会锁定我的方向,可能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会把我吹离原来的航线,让我只好绕道而行,但只要我没有停下,只要我的欲望还是这么强烈,抵达目的地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风雨能延缓整个过程,也能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茁壮,更坚定。我不想像以前一样害怕风雨,我要迎向它,面对它,并战胜它。因为,风雨后能屹立不倒的小苗,才有资格成为他日令人敬仰的大树。一切只是抉择的问题,既然结果不在我抉择的范围以内,我就只能选择自己的态度了。
Sunday, May 02, 2010
Thursday, April 29, 2010
功课
在急诊室进入第三星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也好,有机会好好学习。最近大家都在担心会被分配到其他医院的事,临时上阶层的人事调动,导致大家的命运都很难预测。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要留在市中心的医院,因为必须准备考试的事,可是很多事,都不是我能决定的。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可以不理,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我会去争取,再过两个月,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我要好好充实自己,从现在起就开始,朝理想的方向努力。别人对我的信心常常超越我对自己的,这大概也是我必须克服的问题之一吧?if you want to be a specialist,you should be able to think like one,talk like one and act like one,曾经有人这么告诉我,也上司曾说,you don't have to thank me,you can thank me by being a good doctor.我算是好医生吗?如果不是,到底还有什么必须加强?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是我必须做的功课。
在急诊室进入第三星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也好,有机会好好学习。最近大家都在担心会被分配到其他医院的事,临时上阶层的人事调动,导致大家的命运都很难预测。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要留在市中心的医院,因为必须准备考试的事,可是很多事,都不是我能决定的。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可以不理,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我会去争取,再过两个月,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我要好好充实自己,从现在起就开始,朝理想的方向努力。别人对我的信心常常超越我对自己的,这大概也是我必须克服的问题之一吧?if you want to be a specialist,you should be able to think like one,talk like one and act like one,曾经有人这么告诉我,也上司曾说,you don't have to thank me,you can thank me by being a good doctor.我算是好医生吗?如果不是,到底还有什么必须加强?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是我必须做的功课。
Monday, April 19, 2010
To my dearest sister,
Ten years ago when I was in your position,fretful and uncertain of my future, many people shared their opinions and views, in case you have not noticed,i use the term “sharing”, for me, their view is still theirs and I shall have my own opinion. It is my future, my journey of life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and I am the one tha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i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e point that I am trying to make you understand, the reason I keep insisting that you decide on your own, others can only give you their opinion, but no one knows better than you, what is the best for yourself, we have to be objective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follow what your heart says.
Ok, I hate to intefere in your decision making, but since you think my view is so important to you, guess I will have to say something...pls bear in mind that I really have minimal idea in the field that you are going to enter. After being “enlighten” by uncle yin koon, probably,matrix is a better choice in view of a more secured future, as a stepping stone to get the course that you want in uni, with your capability, I don't think there will be any difficulties in securing a place in local U especially when the course that you are planning to apply is not that competitive in the local setting. You may find matrix not so challenging, but just remember, you are going to spend 1 yr in order to get into local U,it's the easiest way to achieve your final aim, besides, you should make use of this time to start preparing for QS. Regarding working overseas, it is of the least concern, if you are really capable and have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hat others need, no one will bother which university you graduated from.
Well, it's my view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still yours. I know it's hard, and I already warned you before that this is gonna be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in your life, standing at the cross road, you are given a choice, which ever path that you chose, there is no U-turn, you should think properly and once a decision made, do not be easily influenced by others,it's your life, and only you can decide.you have to be independent now, my dear, you are no longer a little girl that can hide under the family's protection forever. Use your knowledge, and your faith and whatever good qualities that had been implanted in you all these years, be confident and be adventurous.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here you are, at this stage of life that you have to decide for yourself and be ready to face all consequences and challenges that follows. we have faith in you, just listen to what your heart says and be strong to your stand and true to yourself. Good luck to you my dear, wherever you go and whatever you do,you know your family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support you.It all goes back to the only question awaiting answer : what do you want to achieve in life?think hard my dear, think hard...
From,
your sis
Ten years ago when I was in your position,fretful and uncertain of my future, many people shared their opinions and views, in case you have not noticed,i use the term “sharing”, for me, their view is still theirs and I shall have my own opinion. It is my future, my journey of life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and I am the one tha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i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e point that I am trying to make you understand, the reason I keep insisting that you decide on your own, others can only give you their opinion, but no one knows better than you, what is the best for yourself, we have to be objective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follow what your heart says.
Ok, I hate to intefere in your decision making, but since you think my view is so important to you, guess I will have to say something...pls bear in mind that I really have minimal idea in the field that you are going to enter. After being “enlighten” by uncle yin koon, probably,matrix is a better choice in view of a more secured future, as a stepping stone to get the course that you want in uni, with your capability, I don't think there will be any difficulties in securing a place in local U especially when the course that you are planning to apply is not that competitive in the local setting. You may find matrix not so challenging, but just remember, you are going to spend 1 yr in order to get into local U,it's the easiest way to achieve your final aim, besides, you should make use of this time to start preparing for QS. Regarding working overseas, it is of the least concern, if you are really capable and have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hat others need, no one will bother which university you graduated from.
Well, it's my view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still yours. I know it's hard, and I already warned you before that this is gonna be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in your life, standing at the cross road, you are given a choice, which ever path that you chose, there is no U-turn, you should think properly and once a decision made, do not be easily influenced by others,it's your life, and only you can decide.you have to be independent now, my dear, you are no longer a little girl that can hide under the family's protection forever. Use your knowledge, and your faith and whatever good qualities that had been implanted in you all these years, be confident and be adventurous.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here you are, at this stage of life that you have to decide for yourself and be ready to face all consequences and challenges that follows. we have faith in you, just listen to what your heart says and be strong to your stand and true to yourself. Good luck to you my dear, wherever you go and whatever you do,you know your family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support you.It all goes back to the only question awaiting answer : what do you want to achieve in life?think hard my dear, think hard...
From,
your sis
Saturday, April 03, 2010
Saturday, February 27, 2010
十月围城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幕幕惊心,可能是我一个人看的缘故,才会因很专心而特别多感触。革命,一个对现代华人而言,可能并没有太大意义的名词,对那个年代的人们,却意味着争取民主自由的鞠躬尽瘁。那是那个年代的政治家,为人民而奉献牺牲,和当下的政治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是什么让这些人那么义无反顾?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使命感吧?最难忘的是剧终时,孙中山先生眼含泪光乘船离开的一幕,他身上背负的是万人的期望,死了的,活着的,那血淋淋的,属于中国人民的梦呵,扛起了,就不能放下了。。。
心动不如行动
前几天,因为陪朋友的关系,有机会听一位法师弘法,听说是全亚洲的chief monk,我会出席,是为了想陪一个人,不是慕名而来。对他,我心存敬意,但是对于那些膜拜的仪式,我倒觉得有些不自在。我信佛,正因为如此,我才不会把他当神来膜拜。突然觉得,很多所谓的佛教徒,反而越爱转牛角,庸人自扰。口念佛号,处事却是另一套,对他们又跪又拜,也解不开心结啊。我不会背诵经文,偶尔处事上也会需要一些提醒,但我觉得脚踏实地的去实践,总比光说不做的强得多了。在那两个小时,我刚值过夜班,半清醒但很努力专心的状况下,我上了一课,也反省和改正了。对他我是十分尊敬的,虽然我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崇拜他,但还是很感激有缘上了一课,我会选择不同的感恩方式--牢记并实践他的教诲。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幕幕惊心,可能是我一个人看的缘故,才会因很专心而特别多感触。革命,一个对现代华人而言,可能并没有太大意义的名词,对那个年代的人们,却意味着争取民主自由的鞠躬尽瘁。那是那个年代的政治家,为人民而奉献牺牲,和当下的政治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是什么让这些人那么义无反顾?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使命感吧?最难忘的是剧终时,孙中山先生眼含泪光乘船离开的一幕,他身上背负的是万人的期望,死了的,活着的,那血淋淋的,属于中国人民的梦呵,扛起了,就不能放下了。。。
心动不如行动
前几天,因为陪朋友的关系,有机会听一位法师弘法,听说是全亚洲的chief monk,我会出席,是为了想陪一个人,不是慕名而来。对他,我心存敬意,但是对于那些膜拜的仪式,我倒觉得有些不自在。我信佛,正因为如此,我才不会把他当神来膜拜。突然觉得,很多所谓的佛教徒,反而越爱转牛角,庸人自扰。口念佛号,处事却是另一套,对他们又跪又拜,也解不开心结啊。我不会背诵经文,偶尔处事上也会需要一些提醒,但我觉得脚踏实地的去实践,总比光说不做的强得多了。在那两个小时,我刚值过夜班,半清醒但很努力专心的状况下,我上了一课,也反省和改正了。对他我是十分尊敬的,虽然我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崇拜他,但还是很感激有缘上了一课,我会选择不同的感恩方式--牢记并实践他的教诲。
Sunday, February 07, 2010
安息吧
葬礼是一个形式,是让你的亲朋好友可以悼念你。我的缺席,不是无情,希望你谅解。或许旁人会说,为何我选择不出席,但我不须向他们解释。亲爱的朋友,有时我会气你,为何做事总是太不理智,或许吧,这是命。若是注定如此,就算你聪明一世,也会在那一瞬间,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决定。我心疼,因为你的人生才刚要开始,你还要成家,还要报答生你育你的父母。如果。。。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这么久,你销声匿迹,听到消息,我心头的震撼,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或许看到你的遗容,我会心碎。逝者已矣,有些事实没有亲眼看见,我渴望有个逃避的空间,我很懦弱,是的,无可否认,我讨厌承认葬礼逼我面对的永恒。
祝福你,可以往生极乐,亲爱的朋友,要好好保重。
葬礼是一个形式,是让你的亲朋好友可以悼念你。我的缺席,不是无情,希望你谅解。或许旁人会说,为何我选择不出席,但我不须向他们解释。亲爱的朋友,有时我会气你,为何做事总是太不理智,或许吧,这是命。若是注定如此,就算你聪明一世,也会在那一瞬间,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决定。我心疼,因为你的人生才刚要开始,你还要成家,还要报答生你育你的父母。如果。。。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这么久,你销声匿迹,听到消息,我心头的震撼,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或许看到你的遗容,我会心碎。逝者已矣,有些事实没有亲眼看见,我渴望有个逃避的空间,我很懦弱,是的,无可否认,我讨厌承认葬礼逼我面对的永恒。
祝福你,可以往生极乐,亲爱的朋友,要好好保重。
Saturday, February 06, 2010
那个他
他,在我的印象中,算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说真的,我不太了解他,可能是因为他总爱隐藏些什么,也可能是我没有尝试去了解他。都已工作快两年了,朋友间的聚会,也没有提起他。这个在我的生命中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人,没想到这么久之后接到的第一个消息,竟是他的死讯。我刚值过夜班,在停车场想要回家的时候,接到这通电话,愣在车旁好一阵子,我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在病房里因车祸突然离世的不计其数,因为不认识,所以通常都不会有特别的反应。
他,是我第一个男友,分手也快五年了,或许在他的印象中,我也很模糊,因为我们的关系结束后,他也尝试和其他女生交往,但谈到我的恋爱史,就始终停留在五年前。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个很认真的人,所以分手后我费了一年的时间才能和他像朋友一样交谈。毕业后,大家没见过面,他也好像在我生活绝迹一样,一直到今天,我才想去关心他到底怎么了。上facebook,才知道他正在准备结婚了,至少他的感情生活还挺精彩的,只可怜,他的未婚妻。。。
我曾经喜欢他,也在分手后曾经讨厌他,到最后的,终于放下,没有感觉,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但,毕竟我们还是朋友。我自问不曾亏欠他,从我知道消息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么那么快,他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父母肯定心痛欲绝,生命怎么那么脆弱?
突然发现自己也不知处在那生死册上的什么位置,他只是比我们先行一步罢了。我还有很多事没办好,如果突然走了,就会留下很多遗憾。我今天要把之前欠下的还了,向之前伤害过的人亲口道歉,告诉我的家人我虽忙着追逐自己的梦想,但也没忘了爱他们。如果我的这一天来了,请将我身上还能用的器官全都捐了,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所有还活着的人,要好好地继续生活,给生命赋予更大的意义。
安息吧,亲爱的朋友,人生总会有结束的一天,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他,在我的印象中,算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说真的,我不太了解他,可能是因为他总爱隐藏些什么,也可能是我没有尝试去了解他。都已工作快两年了,朋友间的聚会,也没有提起他。这个在我的生命中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人,没想到这么久之后接到的第一个消息,竟是他的死讯。我刚值过夜班,在停车场想要回家的时候,接到这通电话,愣在车旁好一阵子,我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在病房里因车祸突然离世的不计其数,因为不认识,所以通常都不会有特别的反应。
他,是我第一个男友,分手也快五年了,或许在他的印象中,我也很模糊,因为我们的关系结束后,他也尝试和其他女生交往,但谈到我的恋爱史,就始终停留在五年前。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个很认真的人,所以分手后我费了一年的时间才能和他像朋友一样交谈。毕业后,大家没见过面,他也好像在我生活绝迹一样,一直到今天,我才想去关心他到底怎么了。上facebook,才知道他正在准备结婚了,至少他的感情生活还挺精彩的,只可怜,他的未婚妻。。。
我曾经喜欢他,也在分手后曾经讨厌他,到最后的,终于放下,没有感觉,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但,毕竟我们还是朋友。我自问不曾亏欠他,从我知道消息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么那么快,他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父母肯定心痛欲绝,生命怎么那么脆弱?
突然发现自己也不知处在那生死册上的什么位置,他只是比我们先行一步罢了。我还有很多事没办好,如果突然走了,就会留下很多遗憾。我今天要把之前欠下的还了,向之前伤害过的人亲口道歉,告诉我的家人我虽忙着追逐自己的梦想,但也没忘了爱他们。如果我的这一天来了,请将我身上还能用的器官全都捐了,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所有还活着的人,要好好地继续生活,给生命赋予更大的意义。
安息吧,亲爱的朋友,人生总会有结束的一天,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Monday, January 18, 2010
无所适从
部门主管阴晴不定的情绪,给工作带来莫须有的压力。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以前的部门虽然没日没夜地忙,却也忙得很开心,不像现在,我不知道为何以这样的工作量,加上目前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家还得早出晚归。随波逐流,是我目前的应对方式,因为我也不想去改变什么,可能是没有归属感的原因吧!外科医生,从学生时期到现在,脾气好的只见过一个。忍耐吧,四个月很快就过的,我只能自我安慰。
人总是这样,伤害过自己的人,哪怕他心情好时再怎么和蔼可亲,我一样无法忘记那些不知有心还是无意的刺耳的评语,那些人大发雷霆时的面目狰狞。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正常,事情已经过去,我也没在生气,只是不可能忘记,或许只有我是这样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于这种人,我只能保持距离。
我的责任,只在于我的病人,我不须要讨他们欢心。所以我决定尽自己的责任就行了,其他全都不理。奉承的话我说不出口,原本的敬仰,也因好几次的情绪爆发而大打折扣。爱怎么想我,我不管,我只会全心为我的病人,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证明你的判断是错误的!
部门主管阴晴不定的情绪,给工作带来莫须有的压力。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以前的部门虽然没日没夜地忙,却也忙得很开心,不像现在,我不知道为何以这样的工作量,加上目前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家还得早出晚归。随波逐流,是我目前的应对方式,因为我也不想去改变什么,可能是没有归属感的原因吧!外科医生,从学生时期到现在,脾气好的只见过一个。忍耐吧,四个月很快就过的,我只能自我安慰。
人总是这样,伤害过自己的人,哪怕他心情好时再怎么和蔼可亲,我一样无法忘记那些不知有心还是无意的刺耳的评语,那些人大发雷霆时的面目狰狞。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正常,事情已经过去,我也没在生气,只是不可能忘记,或许只有我是这样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于这种人,我只能保持距离。
我的责任,只在于我的病人,我不须要讨他们欢心。所以我决定尽自己的责任就行了,其他全都不理。奉承的话我说不出口,原本的敬仰,也因好几次的情绪爆发而大打折扣。爱怎么想我,我不管,我只会全心为我的病人,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证明你的判断是错误的!
Thursday, January 07, 2010
Wednesday, December 30, 2009
新年
部门总管开始宣布新年即将有的改革,才惊觉二零一零年快要把二零零九给赶走了。新年,好像一个提醒,警告忙碌的人类是时候暂缓脚步,检视自己。
二零零九,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由妇产科到骨科,再换到内科,现在刚进入外科。工作一样忙碌,心态也在现实与理想间找到平衡点,与其说是麻木或妥协,我倒觉得这是必要的调适。我依然坚持基本原则,去面对现实给我设下的考验,虽然还有很多我不能改变的无奈。
二零一零,我给自己许下这个承诺,采取行动务必拉近现实与梦想的距离。首先,得先由改变态度开始,悲观是我决定送给零九的礼物,只留下积极`决心`信心和勇气,陪我一起迎接二零一零。加油吧,各位有缘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祝福你们,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异,只在于他们多了几分坚持,少了很多借口。
部门总管开始宣布新年即将有的改革,才惊觉二零一零年快要把二零零九给赶走了。新年,好像一个提醒,警告忙碌的人类是时候暂缓脚步,检视自己。
二零零九,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由妇产科到骨科,再换到内科,现在刚进入外科。工作一样忙碌,心态也在现实与理想间找到平衡点,与其说是麻木或妥协,我倒觉得这是必要的调适。我依然坚持基本原则,去面对现实给我设下的考验,虽然还有很多我不能改变的无奈。
二零一零,我给自己许下这个承诺,采取行动务必拉近现实与梦想的距离。首先,得先由改变态度开始,悲观是我决定送给零九的礼物,只留下积极`决心`信心和勇气,陪我一起迎接二零一零。加油吧,各位有缘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祝福你们,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异,只在于他们多了几分坚持,少了很多借口。
Saturday, December 12, 2009
假期
这一趟草草结束的旅行,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旅游。或许是上了年纪吧,我们这个老人团,用自己的步伐,随心槟岛闲逛,倒也蛮开心的。没想到在大家开始工作以后,还有机会一起旅行。这是我第一次涉足槟岛,怡保,得好友相伴,随我同行,我心存感激,感谢天让我们有缘相聚,感谢彼此都还努力维系这份情谊。
短短几天,我必须面对生命中另一转捩点,又到了我必须抉择的时候,想起上一次必须作类似决定时,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是要考试吗?该什么时候考?我准备好了吗?人生总是因不甘安于当下,而常庸人自扰的,不是吗?明天就要换部门了,我仍无法确定。我说过要去流浪,只是时机未到,考取学位,虽不是我的最终目标,但一旦决定了,就要全心全意,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不会忘了这梦想,想做的事,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做的。或许两件事是没有冲突的,但要同时实践,却有点困难。无论如何,当下最重要的,是稳固自己的实力,这点是肯定的。也该收拾心情了,明天还有新的挑战,生命因梦想而伟大,做好当下,好好努力吧!
这一趟草草结束的旅行,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旅游。或许是上了年纪吧,我们这个老人团,用自己的步伐,随心槟岛闲逛,倒也蛮开心的。没想到在大家开始工作以后,还有机会一起旅行。这是我第一次涉足槟岛,怡保,得好友相伴,随我同行,我心存感激,感谢天让我们有缘相聚,感谢彼此都还努力维系这份情谊。
短短几天,我必须面对生命中另一转捩点,又到了我必须抉择的时候,想起上一次必须作类似决定时,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是要考试吗?该什么时候考?我准备好了吗?人生总是因不甘安于当下,而常庸人自扰的,不是吗?明天就要换部门了,我仍无法确定。我说过要去流浪,只是时机未到,考取学位,虽不是我的最终目标,但一旦决定了,就要全心全意,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不会忘了这梦想,想做的事,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做的。或许两件事是没有冲突的,但要同时实践,却有点困难。无论如何,当下最重要的,是稳固自己的实力,这点是肯定的。也该收拾心情了,明天还有新的挑战,生命因梦想而伟大,做好当下,好好努力吧!
Friday, November 20, 2009
Monday, November 02, 2009
收获
一向懒得放假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很讨厌假期结束,必须重回工作岗位那百般不愿的感觉。但偶尔我会觉得,休息是必须的,让自己有机会充电,才能走更长远的路。无论如何,这次我还是真的放假了。这次假期,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那天逛书局,朋友让我买下的一本书。我没有买书的打算,因为我知道,买了也很难找对的心情与时间阅读。可能是缘分吧,我还是买了,这本<无国界医生行医记>,今天凌晨因好奇而开始翻阅,到目前已读了四分之三。
MSF,这名词,几年前在看<天涯侠医>时好像听过,孤陋寡闻的我,还以为只是一些戏剧情节,一直到看了这书,再上网搜寻后,才知道这组织确实存在。一直以来,常有这样的想法,却不知该通过什么管道,才能实现梦想。或许,这是一个机缘吧,当初,是A-LEVEL 的同学的"怂恿"下,我考虑了医学,其实不是自己没想过,只是常常不敢想,总觉得,这梦想好像太遥不可及了,这次说不定又会是一个转捩点。在买下这本书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曾说,就当成是买下一个目标吧,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实现了,我一定会记得这些让我买下这书的人。
书上叙述了非洲国家医疗设备、资源的有限,造成医生对病人的治疗上所面对的种种限制,很多无奈,很多领悟。
接下来的路,除了安分地当个CHRONIC MEDICAL OFFICER,或继续深造、考试成为一个专科医生外,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到别人不愿去的地方,照顾需要帮助的人。我爸给我取名"云",它本来就是那么飘浮不定,难以捉摸的,不是吗?我想当浪子,在时机成熟的那一刻。
一向懒得放假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很讨厌假期结束,必须重回工作岗位那百般不愿的感觉。但偶尔我会觉得,休息是必须的,让自己有机会充电,才能走更长远的路。无论如何,这次我还是真的放假了。这次假期,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那天逛书局,朋友让我买下的一本书。我没有买书的打算,因为我知道,买了也很难找对的心情与时间阅读。可能是缘分吧,我还是买了,这本<无国界医生行医记>,今天凌晨因好奇而开始翻阅,到目前已读了四分之三。
MSF,这名词,几年前在看<天涯侠医>时好像听过,孤陋寡闻的我,还以为只是一些戏剧情节,一直到看了这书,再上网搜寻后,才知道这组织确实存在。一直以来,常有这样的想法,却不知该通过什么管道,才能实现梦想。或许,这是一个机缘吧,当初,是A-LEVEL 的同学的"怂恿"下,我考虑了医学,其实不是自己没想过,只是常常不敢想,总觉得,这梦想好像太遥不可及了,这次说不定又会是一个转捩点。在买下这本书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曾说,就当成是买下一个目标吧,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实现了,我一定会记得这些让我买下这书的人。
书上叙述了非洲国家医疗设备、资源的有限,造成医生对病人的治疗上所面对的种种限制,很多无奈,很多领悟。
接下来的路,除了安分地当个CHRONIC MEDICAL OFFICER,或继续深造、考试成为一个专科医生外,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到别人不愿去的地方,照顾需要帮助的人。我爸给我取名"云",它本来就是那么飘浮不定,难以捉摸的,不是吗?我想当浪子,在时机成熟的那一刻。
Friday, October 16, 2009
想怎样
如果我早就想怎样,或许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这不算庸人自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没想过要怎样。当然,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究竟想要什么?最近常有这样的反省应该是件好事,虽然到目前还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都已有一年多了,从一开始的懵懵懂懂,到现在在某程度上学会了自卫的我,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或许我并不把它视为只是工作,资历尚浅,我没资格学别人高谈阔论,但既然已投身这领域,也必需有很明确的方向,才不会迷失了自己。我可以选择,漫无目的地继续打混,也可以锁定方向,开始发奋,任何态度,我的薪金不会减低,但五年后的我,却绝对会因态度的差异,而在这领域上,站在不同的位置。我一向不追求名利,但反正都决定要做,为什么不能尽力做到最好?懒散,是我还不能克服的障碍,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很勤劳的工作狂,其实那只是因为我还有责任心和良心的督促,只要办完了份内事,很少会主动自修。不求上进,相等于自甘堕落。
或许是因为欠缺方向的缘故,周遭也没有太大迫使我继续进修的压力,环境虽然很重要,但关键还是在自己,这点,我很清楚,再怎么糟的环境,还是会有人有能力交出漂亮的成绩。我应该惭愧,为自己有限的知识却不加倍努力。就算不为了事业,也该为了可能会遇上我的病患,或许只要我多懂一点,就有能力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如果我早就想怎样,或许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这不算庸人自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没想过要怎样。当然,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究竟想要什么?最近常有这样的反省应该是件好事,虽然到目前还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都已有一年多了,从一开始的懵懵懂懂,到现在在某程度上学会了自卫的我,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或许我并不把它视为只是工作,资历尚浅,我没资格学别人高谈阔论,但既然已投身这领域,也必需有很明确的方向,才不会迷失了自己。我可以选择,漫无目的地继续打混,也可以锁定方向,开始发奋,任何态度,我的薪金不会减低,但五年后的我,却绝对会因态度的差异,而在这领域上,站在不同的位置。我一向不追求名利,但反正都决定要做,为什么不能尽力做到最好?懒散,是我还不能克服的障碍,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很勤劳的工作狂,其实那只是因为我还有责任心和良心的督促,只要办完了份内事,很少会主动自修。不求上进,相等于自甘堕落。
或许是因为欠缺方向的缘故,周遭也没有太大迫使我继续进修的压力,环境虽然很重要,但关键还是在自己,这点,我很清楚,再怎么糟的环境,还是会有人有能力交出漂亮的成绩。我应该惭愧,为自己有限的知识却不加倍努力。就算不为了事业,也该为了可能会遇上我的病患,或许只要我多懂一点,就有能力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Friday, October 09, 2009
最难的决定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短片,是说一个父亲在铁道操控室值班,带了儿子在铁道旁的河边钓鱼,是个大约六`七岁的孩子。火车在铁道上很快地开动着,父亲没有留意,没把连着对岸的吊桥放下,火车就要掉进河里。儿子看到了,跑到吊桥的另一端,试图用紧急开关放下吊桥,一不留心掉进桥边的一个洞口,身体卡着了。。父亲这时才发现火车快到了,儿子卡在桥边,放下吊桥,儿子会被碾碎;不放,火车上百多位乘客即将葬身河底。没时间先救儿子,再放吊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如何选择?父亲做了我深信是人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因为我自问没有这样的勇气。火车顺着铁道继续通往目的地,只留下铁道旁紧抱着儿子尸首的父亲,心碎地抽泣。人生总有很多须要做决定的时候,为了顾全大局,选择牺牲自己,又有多少人能办到?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短片,是说一个父亲在铁道操控室值班,带了儿子在铁道旁的河边钓鱼,是个大约六`七岁的孩子。火车在铁道上很快地开动着,父亲没有留意,没把连着对岸的吊桥放下,火车就要掉进河里。儿子看到了,跑到吊桥的另一端,试图用紧急开关放下吊桥,一不留心掉进桥边的一个洞口,身体卡着了。。父亲这时才发现火车快到了,儿子卡在桥边,放下吊桥,儿子会被碾碎;不放,火车上百多位乘客即将葬身河底。没时间先救儿子,再放吊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如何选择?父亲做了我深信是人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因为我自问没有这样的勇气。火车顺着铁道继续通往目的地,只留下铁道旁紧抱着儿子尸首的父亲,心碎地抽泣。人生总有很多须要做决定的时候,为了顾全大局,选择牺牲自己,又有多少人能办到?
Wednesday, September 02, 2009
气
这事发生在今早,但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想起就生气。今天,病房里的病人病情不稳,呼吸困难,血压偏低,有好几位护士,我,还有一位同事在忙,抽血的抽血,量血压,拨电话,大家都在忙。我在帮病人抽血,也没空找手套。那可恶的护士长,站在一旁,不帮忙倒也算了,居然拿手机拍下我抽血不戴手套的画面。我真的很生气,但因为病人病情不稳,我懒得和她吵。我还真想问她,想把那照片怎么处置?是要拿给院长看吗?还是想向我的上司告状?顺便向她致谢,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帮我们这么一个大忙。当然,我没时间做这些事,也压抑得了我的怒意,只是,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很生气,却也只道还有更重要的事等我处理。那病人还是死了,三十五岁,多可惜啊。之后,我没和她(护士长)多说一句,就连正眼也不愿意看她。我问心无愧,在当时的情况,我并没有危害病人的健康,相反地,我是在让自己冒险,若不小心插伤了,要担心的反而是我,所以就算她要告状我也不怕,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对于我的病人,我无愧于心。就算别人要质问,又或者会有什么纪律处分,我不会害怕,。我承认自己做事一向不是那么循规蹈矩,必要时,我一样会犯规,就算再遇到同样的紧急状况,我的选择不会改变,只是上天啊,能不能拜托让我身边别再有那么多小人,在我当下极其有限的能力,若要面对这些额外的考验,实在分身乏术啊!
这事发生在今早,但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想起就生气。今天,病房里的病人病情不稳,呼吸困难,血压偏低,有好几位护士,我,还有一位同事在忙,抽血的抽血,量血压,拨电话,大家都在忙。我在帮病人抽血,也没空找手套。那可恶的护士长,站在一旁,不帮忙倒也算了,居然拿手机拍下我抽血不戴手套的画面。我真的很生气,但因为病人病情不稳,我懒得和她吵。我还真想问她,想把那照片怎么处置?是要拿给院长看吗?还是想向我的上司告状?顺便向她致谢,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帮我们这么一个大忙。当然,我没时间做这些事,也压抑得了我的怒意,只是,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很生气,却也只道还有更重要的事等我处理。那病人还是死了,三十五岁,多可惜啊。之后,我没和她(护士长)多说一句,就连正眼也不愿意看她。我问心无愧,在当时的情况,我并没有危害病人的健康,相反地,我是在让自己冒险,若不小心插伤了,要担心的反而是我,所以就算她要告状我也不怕,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对于我的病人,我无愧于心。就算别人要质问,又或者会有什么纪律处分,我不会害怕,。我承认自己做事一向不是那么循规蹈矩,必要时,我一样会犯规,就算再遇到同样的紧急状况,我的选择不会改变,只是上天啊,能不能拜托让我身边别再有那么多小人,在我当下极其有限的能力,若要面对这些额外的考验,实在分身乏术啊!
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颤抖
那一天,向一个七十多岁的阿婆透露她被诊断癌症的消息,我害怕语言上的障碍,导致沟通上的问题,请求朋友的帮忙。阿婆一开始是惊讶,最后终于压抑不住,握着我们的手说她很害怕。我已跟进这病人一段时间了,他的检验,CT SCAN APPOINMENT 都是我替她拿的。报告回来后,我是吓着了,但也没有特别伤心,但她握着我们的手,满脸无助地看着我时,我的心,在颤抖。只能草草结束了交谈,连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我承诺她不须独自面对这场硬战,虽然这一路上会陪着她,不一定是我,但只要她肯求助,我们随时愿意帮忙。记得我的教授其中一句口头禅--a doctor rarely cure,sometimes treat,but always provide comfort.有时,他们需要的也只是一句真心的问候,一句安慰的话,尤其是在医学也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那一天,向一个七十多岁的阿婆透露她被诊断癌症的消息,我害怕语言上的障碍,导致沟通上的问题,请求朋友的帮忙。阿婆一开始是惊讶,最后终于压抑不住,握着我们的手说她很害怕。我已跟进这病人一段时间了,他的检验,CT SCAN APPOINMENT 都是我替她拿的。报告回来后,我是吓着了,但也没有特别伤心,但她握着我们的手,满脸无助地看着我时,我的心,在颤抖。只能草草结束了交谈,连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我承诺她不须独自面对这场硬战,虽然这一路上会陪着她,不一定是我,但只要她肯求助,我们随时愿意帮忙。记得我的教授其中一句口头禅--a doctor rarely cure,sometimes treat,but always provide comfort.有时,他们需要的也只是一句真心的问候,一句安慰的话,尤其是在医学也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Monday, August 03, 2009
Thursday, July 23, 2009
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
有些人不知为何,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很多病人,在面临一些重大抉择时,不知是因为自己已六神无主,还是因为过于“注重”家人意见,很理所当然地把决定权交给别人。所谓家人,不止是父母兄妹,还得包括三姑六婆、叔叔姨妈,这就是华人和友族同胞的差异。有个病人因脚步溃烂,百病缠身,我们建议他锯脚,好不容易签了同意书,却因某位亲戚的意见而改变主意。我懒得和他那还没开始交谈就先流泪的妻子多说,就把他儿子叫到一旁。他是个独生子,也拿他母亲没办法,我告诉他,必须替他爸争取最好的治疗,必要时,就算必须和亲戚闹翻,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对或错,或许在我职业的范围,只允许我为他分析,而不是“怂恿”他作决定。将心比心,换成是我绝不会让这些人来胡闹,要照顾他爸的,又不是这些人,当他老爸已不想决定时,最有资格决定的,就是之后会照顾他的人。那些闲来无事的三姑六婆,真想把他们痛骂一顿。当然,我并没那么失控。庆幸的是,最后他被劝服了,在他又反悔之前,已被送入手术室,希望手术顺利,明天走入病房时,他的床,不是空着的。
有些人不知为何,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很多病人,在面临一些重大抉择时,不知是因为自己已六神无主,还是因为过于“注重”家人意见,很理所当然地把决定权交给别人。所谓家人,不止是父母兄妹,还得包括三姑六婆、叔叔姨妈,这就是华人和友族同胞的差异。有个病人因脚步溃烂,百病缠身,我们建议他锯脚,好不容易签了同意书,却因某位亲戚的意见而改变主意。我懒得和他那还没开始交谈就先流泪的妻子多说,就把他儿子叫到一旁。他是个独生子,也拿他母亲没办法,我告诉他,必须替他爸争取最好的治疗,必要时,就算必须和亲戚闹翻,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对或错,或许在我职业的范围,只允许我为他分析,而不是“怂恿”他作决定。将心比心,换成是我绝不会让这些人来胡闹,要照顾他爸的,又不是这些人,当他老爸已不想决定时,最有资格决定的,就是之后会照顾他的人。那些闲来无事的三姑六婆,真想把他们痛骂一顿。当然,我并没那么失控。庆幸的是,最后他被劝服了,在他又反悔之前,已被送入手术室,希望手术顺利,明天走入病房时,他的床,不是空着的。
Friday, July 10, 2009
我没有姐姐,但幸运的我,从小就有疼爱我的堂姐。爸妈忙着生意的事,小学时放学后,是你督促我作功课,一写错字,字体潦草就要挨打,有时只是笔划次序不对,也要擦掉重写,拿着华文报教我认字,拿着吉他弹弹唱唱,这一切仍记忆犹新。大概三四年级时,你到吉隆坡求学,我就常与你通信,很不习惯突然少了你在身旁。生日时的一通电话,让我又感动又难过。这是,小时候,很久的事了,今天,我想你一定很惊讶,已经很久都会石沉大海的信息,这次居然得到回应。没想到居然还会来电,但一开始,还是把打破僵局的任务,交给两个宝贝女儿。不知是感冒,还是你也在哽咽,虽然我匆匆把电话挂断,但我相信你会知道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没料到我们两家居然会弄成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我们好久没联络了,不是吗?我虽忙,但不联络的原因,大家心照不宣。今天,你的电话带来同样的效果,我一向善忘,习惯可以内疚很久,却不喜欢记仇。只可惜,有些人的执着,让我选择保持距离。很多从小就建立的情感,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至少我对自己有信心。不知你会不会懂,但不管我将身处何方,或变成何等人物,我还是原来的我,一样会对你包容,一样给你最真诚的祝福。
Tuesday, July 07, 2009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
michael jackson去世的消息,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触,一直到今天,无意间听见上司哼着那首" heal the world",才想起这首我遗忘已久的歌曲。这是中五理一的毕业歌,当时选这歌,是觉得毕业歌,不该只有离愁,希望大家在步入社会前,先有个正确的方向。我不知道目的是否达到,更不知道这歌对其他人而言是否有着同样的意义,但在那典礼上唱着这歌的时候,对自己许下了这样的承诺。我不敢说它已经被实践,我庆幸今天它仍给我同样的提醒。我很忙,忙得越来越盲了,早就忘了那最初的梦想,但今天有这样的机缘,或许是上天要我好好反省,赶快找回那最真诚的心。反复听着这首歌,咀嚼着歌词里的字字句句,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亲爱的朋友们,捉紧你最初的梦想,只要你愿意相信,有一天它一定会实现。
michael jackson去世的消息,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触,一直到今天,无意间听见上司哼着那首" heal the world",才想起这首我遗忘已久的歌曲。这是中五理一的毕业歌,当时选这歌,是觉得毕业歌,不该只有离愁,希望大家在步入社会前,先有个正确的方向。我不知道目的是否达到,更不知道这歌对其他人而言是否有着同样的意义,但在那典礼上唱着这歌的时候,对自己许下了这样的承诺。我不敢说它已经被实践,我庆幸今天它仍给我同样的提醒。我很忙,忙得越来越盲了,早就忘了那最初的梦想,但今天有这样的机缘,或许是上天要我好好反省,赶快找回那最真诚的心。反复听着这首歌,咀嚼着歌词里的字字句句,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亲爱的朋友们,捉紧你最初的梦想,只要你愿意相信,有一天它一定会实现。
Saturday, June 13, 2009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And weightless and maybe
I'll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In the arms of an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there
So tired of the straight line
And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And the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You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ing 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oh
This glorious sadness that brings me to my knees
In the arms of an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ther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probably i really need an angel right now to save me from the wreckage of my life...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And weightless and maybe
I'll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In the arms of an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there
So tired of the straight line
And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And the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You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ing 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oh
This glorious sadness that brings me to my knees
In the arms of an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ther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probably i really need an angel right now to save me from the wreckage of my life...
Thursday, June 11, 2009
人为疏忽
有些事,虽然已经过去,却不会安于历史的牢笼里;有些事,你越是想忘记,就越是记得清晰。我很想逃避,但错误已是不能改变的结局,我能接受这次的疏忽换来的冷嘲热讽,还有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后果,但最令人难受的是良心的谴责,过不了自己那关,尽管不完全是我的疏忽,但我始终摆脱不了责任。我不能接受自己的不理智,不能接受自己竟然如此大意,不能接受这样的我。但我还在工作,我更不能允许这事所造成的心绪不宁而制造更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所以我必须冷静。或许人总会有失去理智,喜欢随心所欲的时候,但那绝对不能发生在工作的时间。我很气那时的我竟然犯下这样的错误,我没办法原谅自己,但我也没办法改写历史,后果是我必须去承担的,教训是我必须紧记的,纠正和改过,是我唯一能做的。我忏悔,我自责,我惭愧,正因为这样,我更不能让这事继续和我的意识纠缠不清,因为我必须在工作时,时时刻刻专心,用心,小心。我还没有造成伤害,这是唯一能欣慰的。
有些事,虽然已经过去,却不会安于历史的牢笼里;有些事,你越是想忘记,就越是记得清晰。我很想逃避,但错误已是不能改变的结局,我能接受这次的疏忽换来的冷嘲热讽,还有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后果,但最令人难受的是良心的谴责,过不了自己那关,尽管不完全是我的疏忽,但我始终摆脱不了责任。我不能接受自己的不理智,不能接受自己竟然如此大意,不能接受这样的我。但我还在工作,我更不能允许这事所造成的心绪不宁而制造更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所以我必须冷静。或许人总会有失去理智,喜欢随心所欲的时候,但那绝对不能发生在工作的时间。我很气那时的我竟然犯下这样的错误,我没办法原谅自己,但我也没办法改写历史,后果是我必须去承担的,教训是我必须紧记的,纠正和改过,是我唯一能做的。我忏悔,我自责,我惭愧,正因为这样,我更不能让这事继续和我的意识纠缠不清,因为我必须在工作时,时时刻刻专心,用心,小心。我还没有造成伤害,这是唯一能欣慰的。
Friday, June 05, 2009
不合逻辑
曾经看过一套戏剧,其中有一集是说一个癌科专家,通知他的病人,他患上癌症,之后发现报告弄错了,很高兴想告诉病人他没有癌症,那病人不但一脸不高兴,还想控告那医生。病人把屋子卖了,钱用光了,还办了三次聚会,告别亲友,那医生却突然告诉他,自己可以活下来。可笑吧?那医生百思不解,因为病人的反应太出乎意料。
曾有位上司告诉我,在剖腹生产的手术,若孩子死了,反而没事,但若他活下来,那医生在急着把孩子取出来的过程中,哪怕只是不小心在手臂上划了一刀,也会造成很多麻烦,尽管皮外伤根本不会造成生命威胁。
在接生孩子的过程中,难产的产妇很有可能胎盘太小,或孩子太大,这时候把卡着的孩子取出,很可能造成神经损伤,但若不把孩子取出,母亲和孩子都会有生命危险。通常会把孩子取出,再给家属解释。
有次遇上一个情况,我的上司决定用vacuum suction把孩子生下,也是个难产的太太,孩子因缺氧太久,进了深切治疗病房,孩子的父亲责问上司为何不剖腹生产,其实在那种情况下,他所采用的方法,比起剖腹生产要快得多,换成是我也会这么决定。那先生并不明白,认为我们采用的方式造成更大损伤。
很多事情,我也不明白,有些人的想法,在我的逻辑里没办法解释,通常一个好的医生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为病人作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好",根本没有定义。
法律与人情孰重?法律,是人造的,是对事情的规范作出的粗略的限制,但,它不是不能被侵犯的,只是犯法者很有可能得接受法律制裁。上次抢救孩子的事,我明知是抗旨,也没理那么多。对我而言,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而我又能问心无愧,我还是会这么选择,后果自负,这点我清楚,也不会逃避。
曾经看过一套戏剧,其中有一集是说一个癌科专家,通知他的病人,他患上癌症,之后发现报告弄错了,很高兴想告诉病人他没有癌症,那病人不但一脸不高兴,还想控告那医生。病人把屋子卖了,钱用光了,还办了三次聚会,告别亲友,那医生却突然告诉他,自己可以活下来。可笑吧?那医生百思不解,因为病人的反应太出乎意料。
曾有位上司告诉我,在剖腹生产的手术,若孩子死了,反而没事,但若他活下来,那医生在急着把孩子取出来的过程中,哪怕只是不小心在手臂上划了一刀,也会造成很多麻烦,尽管皮外伤根本不会造成生命威胁。
在接生孩子的过程中,难产的产妇很有可能胎盘太小,或孩子太大,这时候把卡着的孩子取出,很可能造成神经损伤,但若不把孩子取出,母亲和孩子都会有生命危险。通常会把孩子取出,再给家属解释。
有次遇上一个情况,我的上司决定用vacuum suction把孩子生下,也是个难产的太太,孩子因缺氧太久,进了深切治疗病房,孩子的父亲责问上司为何不剖腹生产,其实在那种情况下,他所采用的方法,比起剖腹生产要快得多,换成是我也会这么决定。那先生并不明白,认为我们采用的方式造成更大损伤。
很多事情,我也不明白,有些人的想法,在我的逻辑里没办法解释,通常一个好的医生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为病人作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好",根本没有定义。
法律与人情孰重?法律,是人造的,是对事情的规范作出的粗略的限制,但,它不是不能被侵犯的,只是犯法者很有可能得接受法律制裁。上次抢救孩子的事,我明知是抗旨,也没理那么多。对我而言,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而我又能问心无愧,我还是会这么选择,后果自负,这点我清楚,也不会逃避。
Thursday, June 04, 2009
矛盾
昨天 on call,今天一大清早,收到电话说病人呼吸困难,我马上跑去病房,看到仪器上显示的各种指标,我也吓了一跳,这病房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了,不知是通常这病房的病人情况都不乐观,还是有些医务人员工作效率太高,导致病人特别容易出状况。心跳逐渐缓慢,我们决定开始急救,大概过了十分钟吧,小上司才走进来,先责问我为何没及时抽血,我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是急救要紧,血,等把病人救活后再抽不迟。接着,又问我为何没及时向家属征求同意让我方抢救的情况下,擅自开始急救。说真的,之前在小儿科,我不用接触死亡,在妇产科也只是接生过早就胎死腹中的婴孩。这还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接触垂死的病人,然后看着死神把她带走。我国很多人都会选择不要抢救垂死的亲人,情愿在床边念经把他们好好送走,今天才知道,在没征求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抢救,是会被控告的。我那时没时间想那么多,在那一刻,我只知道,我不想让她死。但她还是死了。。。
当然,这次我没被告,或许是上天要给我预告,因为下一个部门我将会面对很多类似问题,或许我会麻木,像有个同事曾说的,会讨厌自己,因为死亡常见得,自己不再有任何感觉。我要好好武装自己,面临和它的下一次交战,就算有些结局是难免的,也必须是在和它纠缠到底之后,才能安心放手。
昨天 on call,今天一大清早,收到电话说病人呼吸困难,我马上跑去病房,看到仪器上显示的各种指标,我也吓了一跳,这病房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了,不知是通常这病房的病人情况都不乐观,还是有些医务人员工作效率太高,导致病人特别容易出状况。心跳逐渐缓慢,我们决定开始急救,大概过了十分钟吧,小上司才走进来,先责问我为何没及时抽血,我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是急救要紧,血,等把病人救活后再抽不迟。接着,又问我为何没及时向家属征求同意让我方抢救的情况下,擅自开始急救。说真的,之前在小儿科,我不用接触死亡,在妇产科也只是接生过早就胎死腹中的婴孩。这还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接触垂死的病人,然后看着死神把她带走。我国很多人都会选择不要抢救垂死的亲人,情愿在床边念经把他们好好送走,今天才知道,在没征求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抢救,是会被控告的。我那时没时间想那么多,在那一刻,我只知道,我不想让她死。但她还是死了。。。
当然,这次我没被告,或许是上天要给我预告,因为下一个部门我将会面对很多类似问题,或许我会麻木,像有个同事曾说的,会讨厌自己,因为死亡常见得,自己不再有任何感觉。我要好好武装自己,面临和它的下一次交战,就算有些结局是难免的,也必须是在和它纠缠到底之后,才能安心放手。
Monday, June 01, 2009
认错
内疚,在一个人极其疲惫的情况下,原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刚下班,又是只有一小时半睡眠时间的夜班,一整天连想靠咖啡因来支撑的机会都没有。难道我真有那么倒霉?还是命中注定,劳碌不休?每次都会碰上人手不足的状况,很快就会有更多人被调走,却不会有新人填补空缺,连本来应该是最轻松的部门,都变得很忙。
下班后,我已无力思考,却收到电话说我闯祸了,最糟的是,有人莫名其妙地当了我的替死鬼。其实,我并没有对病人造成伤害,但令慈僖太后失面子,罪名一样是诛九族。那替死鬼要我还她公道,去向慈僖太后认罪,我自然答应了,因为,自己的过错,当然要由自己去承担。我当然也有顾虑,对这科系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被拘留,只是毕竟是我的错,认了就对了,后果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今天在电梯内遇见曾一起在妇产科有难同当的朋友,大家都因为post call,累得只是随口问好,她和我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现在的部门,恨不得早点离开。那些政治游戏我自知不擅长,也不敢妄想慈僖有天会对我青睐,我只想离开,我会继续用心对我的病人,其他的,听天由命吧!不管那么多了,我的大脑也要暂停操作了,只能祈求慈僖对我轻判,但无论如何,我没有打算退缩。
内疚,在一个人极其疲惫的情况下,原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刚下班,又是只有一小时半睡眠时间的夜班,一整天连想靠咖啡因来支撑的机会都没有。难道我真有那么倒霉?还是命中注定,劳碌不休?每次都会碰上人手不足的状况,很快就会有更多人被调走,却不会有新人填补空缺,连本来应该是最轻松的部门,都变得很忙。
下班后,我已无力思考,却收到电话说我闯祸了,最糟的是,有人莫名其妙地当了我的替死鬼。其实,我并没有对病人造成伤害,但令慈僖太后失面子,罪名一样是诛九族。那替死鬼要我还她公道,去向慈僖太后认罪,我自然答应了,因为,自己的过错,当然要由自己去承担。我当然也有顾虑,对这科系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被拘留,只是毕竟是我的错,认了就对了,后果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今天在电梯内遇见曾一起在妇产科有难同当的朋友,大家都因为post call,累得只是随口问好,她和我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现在的部门,恨不得早点离开。那些政治游戏我自知不擅长,也不敢妄想慈僖有天会对我青睐,我只想离开,我会继续用心对我的病人,其他的,听天由命吧!不管那么多了,我的大脑也要暂停操作了,只能祈求慈僖对我轻判,但无论如何,我没有打算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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