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神圣的工作不再神圣

自问已尽心尽力，这已不再是用不用心的问题，而是能力不足导致的考虑不周全。或许有人会轻描淡写地说，这不过是一个医生的学习过程，但如果你亲身经历病人护理的全程，面对着当初决定的一切后果，可能你就不会觉得这样想法是合理的。我知道这不完全是我的责任，扮演着辅助的角色，我并没有掌握真正的决定权，但如果我懂更多，如果我考虑更仔细，或许结局就会被改写。当然，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
在当今的医疗领域里，面对着法律的挑衅，很多人不敢承担责任。哈，多可悲的人性！病人及家属在律师的协助下挑出医疗失误的可能性，医护人员在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我突然不知道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当然，医疗过程中会出现错误，也不永远都是医护人员的错，有时是沟通的问题，有时是太多医疗团队的介入，把事情复杂化。太多状况，很难预设，太多机会可能出错。但不管是谁的错，病人总难逃成为受害者的命运。
在面对这样的处境，我知道，这可能是第一次，但只要还身处工作岗位，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职权越大，责任越大，这次可能决定的不是我，但下次，可能会是我。我不想把事情复杂化，更没想过学那些懦夫去逃避或推卸责任，错了就认了，绝不重蹈覆辙。我知道自己不够好，也知道人非圣贤，任何人都可能犯错。在我还未掌握那样的职权之前，我只有一个目标，全心全意去确保自己可以称职，当之无愧。

拜托

纠缠不清的问题，我快要让这些人给逼疯了。我无法接受一件原本可以轻易解决的事，竟能变得如此复杂，关键不在于事情，而在处事的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也有各自的事要忙，如果有些事明知自己该完成，为何还要别人三催四请？我认为，如果是自己的份内事，得劳烦他人一再催促，足以证明此人欠缺责任感。没错，这是我的事，但如果我可以独立完成，就用不着麻烦大爷您，但制度如此，我也只能遵从，不是吗？自问我也特别讨厌别人催促，所以有些事，我认为，只要说过了，身为一个负责人的人，就会去执行，不须他人再三提醒。事情延误了，我成了代罪羔羊，耽误的也是我的事，到最后，损失惨重的人自然是我，我也只能认命。您贵人事忙，我很清楚，除了赚钱以外，您挂着这样的名衔，就有这样的责任。我讨厌唠叨，讨厌受别人催促，讨厌就连休假期间，还让这事纠缠。大爷，请您饶了我好吗？我也得对别人有所交代啊！

临界点

多少次忍者胃酸的侵袭，睡意的召唤，膀胱的催促，为的只是不想尊贵的病人久等。再次说服自己，只要用心去对待你的病人，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不是想说自己有多伟大，毕竟我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而已。套一句母亲常取笑我的话：“谁让你选择这种工作？”但我想说明一点，医生也是人，就当我们在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青春，健康去为你们，换来的可能是不出十年就会在自己身上出现征兆的各种疾病时，你们是否也可以试着体谅我们？当你满口怨言，指责我们让您久等时，你可曾察觉，正在替你治疗的医生，此时此刻的血糖可能比你还低？当你用各种网路上搜索到的资讯，一而再地质疑你的医生时，可否也附上你的所谓资讯的来源和可信度？当你带着律师来质问我们的专业判断时，这就是最大的挑衅。敢问你凭什么？那律师又凭什么？你们在家里吃饱睡好，然后带着一大堆法律条款，来兴师问罪，就好像纸上谈兵的文官，去责问刚从战场回来将士为何不采取某种战略，太可笑了不是吗？你究竟想得到什么呢？你可知道，想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行业里得到工作的满足感，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或许也要感谢你们这种人，导致每年多少医生离职，多少人承受不了压力出现精神问题？从高尚的情操，变成以功利为前提的操守，能怪那些医生吗？有时也得问一问这社会，赔上了心力，幸福和健康，你们还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一些什么？就连那最后的尊严，也想掠夺吗？

给在天堂的你

在oncall 时接到消息，定下神后，其实我心里明白，或许这是对你较好的结局，因为你应该也累了吧？下班后匆匆赶到你住的深切治疗病房，我知道，我必须去看一看你，就算我的到来，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我一语不发，只是泪如雨下，他们都不懂为何身为异族同胞的我，会为了你而哭，就连我自己也没想过。因为你是一个很特别的朋友，一个交心的朋友，因为这些年看着命运不停折腾你，看着你心力交瘁，却总是强颜欢笑，因为和你的交流，从来没让宗教信仰的差异所局限......

我没有遇过比你更乐观的人，从癌症闯入你生命的那一刻起，接受治疗，数年后复发，到癌细胞扩散侵蚀你的肠部，我真不懂，你是如何能够忍受那种痛楚，换做别人一定更早接受治疗，因为他们一定比你更早求医，让人不禁犹豫，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是不是一件好事。你总是不说，这样在别人眼中近乎怪异的个性，也是这些年来疾病的折磨所造就的吧？我们说好要一起做来自乡下的战士，要在这无情的城市里创下佳绩，要证明给那些人看，我们一定可以，我没有忘记自己许下的承诺，虽然现在，我只能孤军作战......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记得你曾告诉我，你想享受生活，但你无法快乐起来，因为癌症已从你生命里夺走了两位亲人，那时我还劝你不要放弃，期待着与你一起工作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劝你放弃，去及时行乐，去享受生活，别再书堆里耗费仅有的时间。但我知道你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永远那么坚持到底，那么义无反顾，那么轻描淡写的看待自己人生中的考验。

际遇造就了你的豁达，缘分让我们相遇，真心在你我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如果真的有来世，愿上天会对你更仁慈，因为这一辈子，你已经承受了太多......

多言何益？

该自我反省了，每当我得完成一些不想做的事时，我会不停地抱怨，虽然到头来还是会全力以赴，这就是我。责任心让我不会草率了事，尽管过程再辛苦，我总会对自己说，要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这一点，是可取的，但如果让自己转换心态，同样可以交差，过程却更愉悦，岂不更好？这，就是我想改变的。别怨了，既然决定要做了，怨不怨都得做，那又何必再抱怨呢？其实，我会怨，也是因为压力太大，自己需要一个出口，以及我害怕自己无法胜任，达到预期的目标。很多人不明白，我也不在乎他们是否明白，反正我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好。不信我的人不会听我的解释，保持缄默，继续努力吧，因为他们都不懂，不会有人懂。

本是同根生

将近一个月的事了，言谈间友人似乎在试探我的立场，我并没有正面回应问题，只是反问了一句，大家究竟在争些什么？没料到她理直气壮地说，别人侵略了你的家，你能不捍卫吗？好像所有杀戮都被合理化了。千百年来，人类借着宗教之名，累积的仇恨，把争夺和战争视为理所当然，我真好奇，在他们杀了所谓敌人时，可曾把他们视为人类？他们不过是一群有着不同信仰的人而已，为什么应该成为一片土地陪葬品？试问有什么宗教信仰会认为杀害别人是对的？所谓圣地，却染满了鲜血与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忘了文明，回归原始的兽性，这时的我们与禽兽何异？对与错，重要吗？或许有人会说牺牲在所难免，一切都是值得，值得与否，又该以什么为衡量标准？一连串不可能有结论的争议，一直在退化的道德与文明，换来一场不知何时方能结束的屠杀。

没有方向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触，是世界变了吗？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自己变了吧？好的、坏的、喜欢的、讨厌的，想记得的，想忘记的，也不过是我人生故事中，曾发生过的某一个段落，有的曾经刻骨铭心，有的，不值一提，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被时间终生囚禁在历史里，再也不可能逃脱。而一分一秒仍在流失的生命里，又在守候着什么？期盼着什么？我忽然发现，没有目标的人生让时间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有个必然的结局，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故事到底有多长，哪一页会突然成了结尾？计算是没有意义的，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担心一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上，不如想一想，该给实实在在的这一页填写什么精彩的段落？

这一连串的胡思乱想，很自然地会引发下一个问题，我究竟想要什么？有些人穷其一生地在追求一些东西，一切是否值得，或许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回答，旁人自然会议论纷纷，用自己或是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在评论，但都不会改变些什么。别人总会说的，因为生命总是紧紧连系的，自己的言行举止对旁人造成了影响，引发某种情绪，他们总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这些意见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则是自己的选择。有的人一生无所求，糊里糊涂过日子，别人看他一无所成，他却逍遥自在，乐在其中。哪一种人生才算可悲？

我总习惯为事情下定论，越是探索，越是矛盾。这故事的编写，有时依照拟定剧情，有时随机应变，人生是无常的，生命是有限的，想要的不一定会得到，却不能不知自己想要什么。这应该就是我给自己设下的底线。

常爱藉由文字整理思绪，反复看了自己所写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终于明白--是因为我意识到生活失去目标的危机，活着活着，偶尔会忘了自己为什么而活；忙着忙着，也会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忙？忙得有意义，才会活的有价值。

情为何物

人的一生，总是由情感主宰，任由它摆布。喜怒哀乐，到头来，还不都是因为有情。
情为何物？敢问去除了感情，人为何物？
行尸走肉地过日子，生亦何欢？
所谓放下七情六欲，心如止水，或许吧，真有可能会得到内心的宁静，却因此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有时，真觉得困惑，情，造就了生命的意义，却也是烦恼的根源，好像一个人的灵魂，无情者将虚度此生；多情者，难逃空余恨的命运，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可是一辈子的功课啊！

因为我心中疲惫，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
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觉得意冷心灰
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
请不要让这一切 变成不对

岁月的痕迹

难得的机会，和爸共进晚餐，才发现他苍老了这么多，心脏功能仅剩常人一半的他，还是固执地东奔西跑，片刻不让自己停下来，但他再怎么装，也遮掩不了一脸倦容。记忆力衰退，就是岁月留下的烙印，我突然觉得，让他一个人出门，可能已经不是一件我可以完全放心的事。当然，这一切只是看在眼里，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是保护他的尊严最好的方式。其实，在好几年前，我就已经认同生命的素质比其长短更为重要，所以对于他的生活只是静观其变，只要他开心就好；现在，或许我应该重新拉近彼此的距离，才能在必要时扶他一把。

曾经对一篇文章的一段话，影响深刻--“打从你认识了某人的那一天起，虽然你们可能常聚在一起，但你就不曾再仔细地观察他，而你对他的印象，始终停留在你刚认识他的样子”，每天费心把观察力都用在工作上，已经多久没仔细看看，默默老化的父母？没错，他们总是默默的，默默为你操心，因为害怕你会嫌他们唠叨；默默地承受逐渐模糊的视线，残留的听觉，衰退的记忆，还要刻意伪装，因为不想给你添麻烦，让你担心；偶尔默默地期盼能听见你的消息，却得忍受你不耐烦的语气。。。谁说这不是前世欠下的债？父母的爱与子女的回馈，永远不可能成正比。

人在成年成家以后，必须同时扮演多种角色，或许你的各种责任，已让你分身乏术，或许因为他们的沉默，让你忘了他们的存在，或许你曾想过，却一直用“有空再说”，敷衍了事，或许你可以选择继续自欺欺人，但有些机会，若不及时把握，只会转化成遗憾，永远不能复原的伤。切勿辜负了那耗尽了一辈子默默守候你的人。。。

Courage is not the absence of fear, but rather the judgement that something el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ear. ~Ambrose Redmoon

＂这一路走来 说不上多辛苦，
庆幸心里很清楚
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
才执着这段旅途

这一路走来 还忍得住孤独
一个人聊胜于无
在滚滚浊世 绝不把梦交出
尽管过程多残酷＂

这是最近喜欢的一首歌曲，主要原因是它特别贴近近期的心情。在重大的挑战面前，更需要坚定与决心。既然最初选择了这段旅途，就不能在未尽全力前畏缩。我承认，我是有压力的，时间紧凑，须要完成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逃避不能解决问题，一再质疑自己，也于事无补。所以我决定，管他们爱怎么看、怎么想，时间可以证明一切，而全心应战，是我现在必须做的事，不是要向任何人证明些什么，只是不想放弃最初的那份执着。

 

这世上有些事，不能等。。。

 

 

After 21 years of marriage, my wife wanted me to take another woman out to dinner and a movie. She said, “I love you, but I know this other woman loves you and ...

would love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The other woman that my wife wanted me to visit was my MOTHER, who has been a widow for 19 years, but the demands of my work and my three children had made it possible to visit her only occasionally
. That night I called to invite her to go out for dinner and a movie. “What’s wrong, are you well?” she asked.

My mother is the type of woman who suspects that a late night call or a surprise invitation is a sign of bad news. “I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pleasan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I responded. “Just the two of us.” She thought about it for a moment, and then said, “I would like that very much.”

That Friday after work, as I drove over to pick her up I was a bit nervous. When I arrived at her house, I noticed that she, too, seemed to be nervous about our date. She waited in the door with her coat on. She had curled her hair and was wearing the dress that she had worn to celebrate her last wedding anniversary. She smiled from a face that was as radiant as an angel’s. “I told my friends that I was going to go out with my son, and they were impressed, “she said, as she got into the car. “They can’t wait to hear about our meeting.”

We went to a restaurant that, although not elegant, was very nice and cozy. My mother took my arm as if she were the First Lady. After we sat down, I had to read the menu. Her eyes could only read large print. Half way through the entries, I lifted my eyes and saw Mom sitting there staring at me. A nostalgic smile was on her lips. “It was I who used to have to read the menu when you were small,” she said. “Then it’s time that you relax and let me return the favor,” I responded. During the dinner, we had an agreeable conversation – nothing extraordinary but catching up on recent events of each other’s life. We talked so much that we missed the movie. As we arrived at her house later, she said, “I’ll go out with you again, but only if you let me invite you.” I agreed.

 

“How was your dinner date?” asked my wife when I got home. “Very nice. Much more so than I could have imagined,” I answered.

A few days later, my mother died of a massive heart attack. It happened so suddenly that I didn’t have a chance to do anything for her. Some time later, I received an envelope with a copy of a restaurant receipt from the same place mother and I had dined. An attached note said: “I paid this bill in advance. I wasn’t sure that I could be there; but nevertheless, I paid for two plates – one for you and the other for your wife.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that night meant for me. I love you, son.”

At that moment, I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saying in time: “I LOVE YOU” and to give our loved ones the time that they deserve. Nothing in 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family. Give them the time they deserve, because these things cannot be put off till “some other time.”

 

 

麻醉，是一种艺术。

自我麻醉，似乎是一种本能，能在逆境中苟活最基本的武器，你不会发现自己原来有这种能力，直到有一天你惊觉自己失去了感应的能力，一切似乎那么理所当然，意识的机制关上了，行尸走肉地存在于某个空间里。生命在延续，生活却已静止。

再穿上继续流浪的鞋

不想再用消极与悲观，来面对眼前的定局。听到消息后，一直难以置信，刚开始当然是兴奋的，但一想到即将面对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心里明白，这象征着另一个起点。过分安逸的日子，让人丧失斗志，或许在我交上表格的那一刻，其中一个用意，就是想转换环境，迎向新挑战。人总是犯贱的，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唯一的方法，就是破釜沉舟，逼自己绝处逢生。前阵子才和朋友说，我总处于必须去证明自己能力的环境，我会很努力去做好自己。既然冥冥中似乎已有安排，我相信这一趟出征，是必经的磨练，我不敢确定结果，但既然这是一个机会，就该好好把握。出发了，不破楼兰终不还，是我对自己的承诺。

            杨坤 - 真的很在乎

 

走过的时光 就像一本书
每一步路途 都写着感悟
来不及回顾细细阅读
下一章就催促我上路
夜深人静后常常很想哭
所有的往事都呼之欲出
其实我心中好想倾诉
只是我不擅让心事流露
不停的追逐 那光荣与财富 多虚无
却忽略 最贴心的眷顾
不停的付出 赢得了全部
都不如 那拥抱的温度
我像个观众看自己的演出
随剧情追溯消失的感触
灯火阑珊处我已知足
世界在荒芜我还有一棵树
回首来时路 我真的很在乎 这一路
错过的 和收获的幸福
眼泪有多咸 笑容的背后 多苦
好想说 我真的很在乎
只剩一个人 宿醉的孤独 多无助
就仿佛 一场梦要落幕
最爱我的人 你们都身在 何处
好想说 我真的很在乎
好想说 我真的很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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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来世

如果前世今生的说法是事实，我想很多人都想问，究竟自己的户头里，还有多少前世欠下的债？人生呵，在你遇到苦难之际，是否该归咎于前世，安分于当下，寄望于来世，才会好过一些？

逃避➡否认➡接受➡义无反顾

如果要等准备好，才去做某一件事，那这件事，就永远只是个计划，因为，我永远也不会觉得自己已做好准备。再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机会，一个我应该好好把握的机会。朋友总说，我总能展现得热诚与乐观，可我觉得自己总先看见事情的负面，或许是因为，他们接触我的时候，总是在我认命与沉淀之后，反正悲观也改变不了什么，为何不试着往好一方面想？
说到认命，一切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我不知道，在前方等着我的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这绝对不会是一条易走的路，对任何人都一样，但人是须要迎向挑战，才能超越自己。所以我决定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不再躲避。要助人，就不能害怕困难，相信只要方向正确了，就一定可以走到终点。

＂看你笑话的， 永远都比在乎你的人多＂不小心看见这么一段文字， 特别有感触。人与人的接触难道是要无时无刻地在盘算着，这人是真心还是假意？他的目的是什么？步步为营， 怕受伤、怕被欺骗，怕知道真相...我想最复杂的问题， 只能用最单纯的方式解决，那就是做好自己。没什么感情是不会变质的，唯有至亲才会真的在乎你。有时，卸下武装，反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厌倦了猜忌，就选择相信，甘心被亏受损，换个角度想，何尝不是一种智慧？

刚看完一部港剧--《心路gps》，想记录自己的心情，作为一种警惕。故事大概是说一个主妇，因为丧偶，变得忧郁，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再变成一个病态赌徒。这过程中，她的子女由抛弃她，到后来为了贪图她丈夫的遗产，回来向她示好，许多看了让人心寒的情节。偶尔难免会感叹说，子女怎能如此不孝，岂知和我一同观赏的妹妹，竟然说：“这社会本来就是如此”，好像这种价值观原本就该存在。这社会到底是怎么了？大家都在演戏，带着面具面对别人，不会感觉疲惫吗？子女奉养父母，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但我觉得，这故事的主角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太早变卖遗产去分配给她的子女，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人现实的本性就无需再被掩饰，那时你将面对的只会是更丑陋的人性！有些事别追根究底，如果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承受得起那最终的真相。逼迫别人扯下面具，往往只会伤了感情，苦了自己。人情味与真性情，在现今的社会里，是需要多少努力才能捍卫与坚守啊？

清明时节

又快清明了，很多人都和往年一样忙着筹备祭拜已故亲人的事，纸制祭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日子，在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社会价值观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它存在的意义也因人而异。看着长辈们，在纸扎店铺里左挑右选，让人不禁想问，他们买的究竟是那些已逝亲人真的会收到的“物品”，还是一份慰籍，好安抚自己对逝者的思念或亏欠？无论如何，这一直被传承的习俗，也没必要被改变，只是如果能把烧祭品转成为逝者行善积德，会否更有意义？同样是思亲，同样想弥补、追溯些什么，只是换个方式......当然几千年的文化，岂能说改就改？这也不过是突然萌起的念头，我还是尊重这节日，也还是会记得它的精神，但从现在起，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逝去的亲人，愿他们能离苦得乐。

蘇打綠 sodagreen - 【小時候】MV 官方完整版

记得朋友曾取笑我，与爸聊天，像和情人说话一样轻声细语，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的距离被拉开，对彼此的关爱总用责备包装着，我再也不是那个聆听他心事的忠实听众。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需要你的肯定啊...
这首歌，一字一句，唱得我不能释怀...

突发奇想

人是不是总在某个年龄的关卡，就会想做一些奇怪的事？或许与年龄无关，只是时候到了，就想去完成一些想做却一直没办法做的事。我无法否认这想法对于现阶段的“我”，在旁人的眼中，会是多荒唐的一个决定。它，如果真的发生了，肯定将改写我的一切。结果是好是坏，我不敢确定，但还未尝试就先放弃，绝对不是我的作风。至少试过了，真的不行，才会甘心。它原本只是一个想法，演变成构想，现在我想把它更具体化一些。把它说出来，引起一片反对的声浪--我是不是疯了？？？或许是吧，不敢祈求别人的谅解，因为一开始有这想法时，我也是这么认为。其实大家反对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想放弃既有的安稳，去追寻一个未知数。人生，不就是要不停地探索吗？一直以来，我总是很理智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别人想要我做的事，“做好了，就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我发现，这好像一个无底洞，根本不能被填满。重点是，我快乐了吗？很多因素纠结在一起，别人反对是有他们的道理，这想法直到今天，还只是个想法，有时对于自己的理智与拘谨，还真的觉得懊恼，但是我隐隐觉得自己有一份固执，想提前完成这计划。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弃任何一方前，得再仔细斟酌斟酌。。。

祈福

假期被冻结，医院传来有些手术室关闭，病人可能被迁移的消息...不在瓜丁的这几天，怎么出了那么多状况？这狂风暴雨若真的来袭，我们又该逃往何方？很想叫家人先离开几天，可是他们一定不会愿意，生意、产业，他们的一生都在这土地上根深蒂固，能走的不愿走，只能祈求上天垂怜，别让最坏的状况发生。我国公民因总是活在过于安逸的环境中，缺乏危机意识，有关当局发出警讯，大家的反应都是：真的会那么严重吗？若真的那么严重，才开始惊慌失措。我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当然，若有天灾人祸，职责所在，必须留守阵营，只是那些没有任何责任留下的人呵，叫你撤离，就别再那么固执了，好吗？

命该如此
最近看的某个综艺节目，谈到关于星座，我不知道如此粗略地把人类归类成十二种，会否有些说不过去，但却不得不承认她分析得很对。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却爱自作多情，多心多虑，我也觉得自己总爱庸人自扰，过分敏感，除了工作时间必须专业以外，更多时间都很情绪化。想太多，有时真的会很累，原来这是天性使然，我也有心无力。我可以因害怕受伤，宁可封闭自己，掏心掏肺太多次，似乎从来没有好结果。所以我想试着让自己平静，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收起过于敏感的触觉，过着对别人无所求，一视同仁的日子。交情越深，伤势越重，就别再折腾自己了。我不敢再期盼什么，有时情绪也会一发不可收拾，就当成是逃避吧，这是我当下唯一的出口。。。

医生，就不会累吗？ 二十年前，医生的社会地位何等崇高？他们的贡献受重视，他们的话不会受质疑，总之，医生就一定是好人，医生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如今呢？我们的工作性质改变了吗？我们就想害人了吗？为何所受待遇差距这么大？ 为了救命，弄脱了病人一颗牙，也会被别人控告，这究竟是什么道理？院方居然还会败诉，这才是天大的笑话！或许我们就该为了保护那颗牙，因无法保护气管，让血氧饱和度不停下降，最终造成脑部缺氧，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吗？到底这个社会，病人，家属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在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医生，是一份神圣的职业，你们肩负重任，因为你们拥有病人和社会对你们的信任”，这说法在当下的社会里，还能成立吗？ 再举个例子，有位母亲，因一时忘记，把自己两岁正在熟睡的孩子锁在车里好几个小时，息了引擎，导致孩子窒息，敢问这位母亲是否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医院里呢？那医生或护士又可能逍遥法外吗？还怕那报章不大炒新闻：这是疏忽，是严重的医疗失误！如果当事人被吊销执照，也是罪有应得！不难想象，反应一定如此。大家都说，失去那孩子已经很可怜了，这世上有哪位母亲会想伤害自己的孩子？她一定很自责。不管这一次，或是任何一次的医疗失误，难道那些医护人员就不自责吗，难道他们是存心想伤害病人？为何司法制度，社会对待医护人员会如此苛刻？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那照顾孩子，就不是母亲的责任吗？我不是想为我们的失误辩解，只想说，我们也是凡人，经过几年的训练后，去执行一些“神圣”的任务，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会犯错。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去承担那些“神一般”的责任，为何不给我们信任？而当我们做错时，却用异于常人的标准，宣判我们的罪行？报章总在写的，都是一些医生，护士如何失职，这些人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 最近碰上了老同学，她说，为何自己病了，请不到病假，还得到医院去为那些比自己还健康的病人看病？我一时答不上来，或许我该说，谁要你当初犯贱，那么多行业不选，偏挑了这份工作？我们的工作不被别人谅解，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特别容易惹上官司的环境里，谁在乎你是否因为病了不能放假或睡眠不足才会犯错？谁又会谅解你是为了照顾其他更重要的环节，才会选择放弃一些不会危及性命的细节？只要你还站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就不容许犯错。 长篇大论，说得我好像有点想放弃这职业，但我还是喜欢我的工作的。记得前些日子，我妹突然问我，“你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吗？每天都是上班，值班，下班后就呆在家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可是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不在乎社会对我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我只想一心一意地为我的病人想，做我认为对的事，就算我们会继续被误解，就算那些人总爱放大我们的错误，掩盖我们的牺牲与奉献。这不是自命清高，更不是觉得自己伟大，而让我们每一天还愿意继续默默耕耘的唯一信念。

不为五斗米折腰 其实，我并不惊讶，有人想靠关系“插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情况允许我操控的话，我对这些要求都置之不理，奉承别人的事，我不喜欢做，但是如果这些人利用关系透过我的上司对我施压，我就不得不服从命令。最讨厌那种“vip”，记得毕业宣誓时，我们是那么认真地承诺会对病人一视同仁。手术先后的次序是必须依照其重要性而定，而不是取决于病人的身份地位，或是害怕他们会投诉，这是我非常坚持的。每次向友人投诉时，她就会说，“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考取专科资格”，确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是社会大学的游戏规则。不懂得变通，只会给自己招惹更多麻烦，这道理我当然明白，但我深信这世上总有一群白痴会不畏权贵，忠于自己。 最近有人想拜托我做类似的事，我不答应，妈妈言语间似乎有埋怨的意思，我毫不客气地说明我的立场，就算是最亲的人，如果病情不严重，就必须排队，必须等，优先权是该给更有需要的病人！就算当值的是我，我也一定这么做！我想她之后应该不敢再干涉这种事。谁不担心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担心，试问那些陪在生命垂危病人身旁的家属就不会担心吗？请不要质疑一些专业判断，更不要扰乱我们的工作程序。等有朝一日，当我不再需要服从有些人的命令时，我一定会反击，只要问心无愧，就不须要害怕。

陳奕迅- 孤獨患者 歡笑聲　歡呼聲 炒熱氣氛　心卻很冷 聚光燈　是種蒙恩 我卻不能　喊等一等 我真佩服我　還能幽默 掉眼淚時　用笑掩過 怕人看破　顧慮好多 不談寂寞　我們就都快活 我不唱聲嘶力竭的情歌 不表示沒有心碎的時刻 我不曾攤開傷口任宰割 癒合　就無人曉得　我內心挫折 活像個孤獨患者　自我拉扯 外向的孤獨患者　有何不可 笑越大聲　越是殘忍 擠滿體溫　室溫更冷 萬一關燈　空虛擾人 我卻不能　喊等一等 你說你愛我　卻一直說 說我不該　窩在角落 策劃逃脫　這也有錯 連我脆弱　的權利都掠奪 我不唱聲嘶力竭的情歌 不表示沒有心碎的時刻 我不曾攤開傷口任宰割 癒合　就無人曉得　我內心挫折 活像個孤獨患者　自我拉扯 外向的孤獨患者　有何不可 我不要聲嘶力竭的情歌 來提示我需要你的時刻 表面鎮定並不是保護色 反而　是要你懂得　我不知為何 活像個孤獨患者　自我拉扯 外向的孤獨患者　需要認可

假设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有个病重的家属，已病入膏肓，目前的医疗设备不会让他立刻丧命，但医生都已束手无策，你会选择让他自然死亡，或许再撑个三五个月，得到所有并发症再一命呜呼，还是终止一切治疗，提早结束他的生命？如果你的答案是当然要抢救，试问出发点是为了病者，还是因为你不舍得失去这位亲人？换句话说，究竟是为了他，还是为了自己？每次遇到类似状况，就会想起有个病人，因中风而行动不便，终日躺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但他的意识是清晰的，每天都用手势示意着自己不想活了。如果躺在病榻上的是你呢？你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试问谁会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是想用消极的态度去提倡些什么，但我觉得绝大多数时候，家属之所以不愿放手，不是因为病者，而是为了自己不愿失去那个人。这是个多么困难的决定，需要多少勇气，需要多少爱，才能说服自己，毕竟我们只是人，凭什么去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如果有个人身受重伤，奄奄一息，而你一枪结束了他的痛苦，你认为法律会把这行径合法化吗？在世人的眼中，你这位杀人犯不应得到制裁吗？又有另一个例子，有个人被枪击伤了背部，正当歹徒要一枪把他打死的时候，有另一个人把那杀人犯打死了，还把伤者送去医院。那伤者因伤及脊椎和神经，导致四肢从此瘫痪，当这位“英雄”去探望伤者时，他把这位英雄痛骂了一顿，为何不让歹徒一枪把他给毙了？人总是这样矛盾。。。是对是错，又该如何定夺？ 最近有个资深的医生演讲，在他的眼里，我们似乎不该放弃每一位病人，就连一些无可救药的，也应该把他们带进深切治疗病房护理，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这样的机会，你没有给予最好的治疗，又怎能断定这病人必死无疑呢？这是个多理想化的说法，我不得不认同，的确，没获得深切护理，我们怎能轻言放弃呢？但试问，深切治疗病房里，能容纳多少病人？照他的说法，每个病重者都应获得深切护理，不是吗？这有可能吗？不是不能，但得看地方，病重于美国与非洲的待遇可大不相同。目前在我国得到深切护理的病者，如果是在印尼或印度等国家，或许能住院，就应该庆幸了。难道那些国家的医生都见死不救吗？只有先进国的医生才是天使，愿意拯救每个病人？虽然在这行业里还算资浅，似乎已认清一些不能被否定的事实，我多渴望那些梦幻似的说法能在现实中兑现。病人确实应该获得最好的治疗，至于是怎样的治疗，就得看那里的医疗设备及资源而定，现实往往并不是那么理想的，不管有些人是否愿意承认。。。

残忍？慈悲？ 这两年来，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疑惑。一些工作岗位上必须做的决策，在我可以不那么理性的时间里，企图寻找心灵上的平衡。毕竟我也是一个凡人，近乎机械化的长时间的理性，是非常累的。偶尔，也会透露一些这种想法，想知道别人的看法，我想，肯定把这些人给吓坏了吧？人类永远都只想听见自己想听的，但我们常常都得扮演那个把别人的不切实际的希望捏碎的那个坏人。这好像不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事，所以偶尔也得趁有空时赶紧处理心里那抗议的声音。是的，我们常常很茅盾。现实苛刻的条件，常不允许优柔寡断的空隙，在说服别人之前，我们必须先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看似残忍的慈悲，不能祈求全世界的谅解，我开始觉得这就是我们必须背负的使命。

不安


这是一种我无法认同的做法，因为在我心里，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器官捐赠，在我国可能还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的课题，一个生命的结束，或许就改善甚至可能延续了六七个人的生命，这原本应该是件值得被推崇的事，只是当有些人积极得不知是为了证明什么，就歪曲了它应有的意义。
在人们不太能接受这种做法的地方，就连是想要在家属肝肠寸断之际，提出这么一个建议，都特别困难。当中牵涉的种种过程，医护人员不为人知的心理挣扎，本着想帮更多病人的信念，厚着脸皮接触家属，我不得不佩服投身参与工作的医生和护士。这精神是可敬的，我必须承认。但很多人都不明白凡事适可而止的道理，如果选择较乐观层面的思考，我应该称之为--过分积极。那种近乎丧失理智，“宁杀错，勿放过”的作风，真叫人不以为然。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一点都不意外。
在接洽家属前，病人得进入深切治疗病房，把身体状况重新调理，才能确定器官是否可取，毕竟谁会大费周章，把坏掉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病人的体内？给家属假的希望，又或者在另一个医生刚从他们身上夺走所有希望之际，使他们重燃最终只会破灭的希望，这件事究竟有多残忍，我无法置评，或许应该说，得看你究竟站在哪个角度去思考。
偶尔我也在想，在资源如此短缺的中心，把病床留给已经或可能脑干死亡的病者，妥协其他病情严重的病者获得深切护理的机会，公平吗？其实我很支持器官捐赠，因为与其任由残留的躯体腐化，不如把器官物尽其用，造福其他病人。只是对有些人执行的方式和态度不能苟同，或许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得考虑不为牵涉在内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制造压力，事情才可能更圆满。

如果你可以选择

深切治疗病房住进了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癌细胞已扩散至肺部，导致呼吸困难。于是外科医生就建议动手术，并装上永久性的呼吸管，手术并不顺利，因大量失血而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手术后病情更不稳定，现在已处于＂等时间＂的阶段。对于这样的结果，说真的，并不意外，如果你问我，眼睁睁看着一个病人缺氧失救，会不会太残忍？我倒想问，换成你是那病人，你会想呼吸困难，然后短时间内昏迷，还是躺在深切治疗病房里，插满了点滴，管子，撑个几个星期才断气？医生常常自以为是地替病人决定，告诉他们种种治疗方案，给家属希望，但很多人在手术前，并没有告知病人或家属最坏的可能。这是仁慈吗？表面上好像很伟大，事实上我们总以慈悲为理由，没有给病人选择的权利。但最终需要面对希望破灭，失去至亲的痛苦，是医生吗？我很想知道，如果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的结果,他是否还会选择手术？
没错，很多时候，把决定权交到没有医学知识的病人或家属手上，听起来好像很不负责任，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一般上茫然失措的家属都只会说，＂请你为他做最好的＂，也曾有人问我＂换成是你，，你会怎么选择？＂，今天，请允许我问，如果你是医生，你会如何选择？如果你是那病人，你会希望医生替你选择吗？

赌气

好久都没有生自己的气，有时我也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是好事。我曾经常自我期许，在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时，就会发自己脾气。上一次有这种感觉，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今天，这种感觉回来了，如果要正面地思考，那应该是好的，因为在我选择颓废的那段时间里，它就不曾出现过。说起来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但当下我很任性地放纵自己，差点泛滥成灾，还好没殃及池鱼。不顺心的事太多了，但和那些身陷苦难中的人们相比，这又算什么？

为何失眠

昨天的值班真的让我血压飙升了好几次，情绪难以平复。骨科有个腿骨折断的病人要动手术，两天前意外，除了骨折，还要脑部创伤，不完全清醒，却也不昏迷，住在神经外科病房，留院观察了两天。病人送到手术室，有呕吐及头疼的现象，我取消了手术，并知会了神经外科的医生，病人有征兆，恐怕需要再照脑扫描，腿部手术暂且搁置无妨，他说了会到病房去看病人。我事后汇报上司，他的反应让我意外之余，还真是心里有气。责问我为何把病人送回病房，而不继续腿部手术，我据理力争，他当然不高兴，没错病人是曾扫描，但那已是两天前的事，更何况他当时并没有那些征兆，难道真要为了一条腿而罔顾脑吗？这算什么道理？更何况腿部也没有细菌感染，就算暂缓手术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他还是只愿意相信我是因为懒惰，才找个借口推搪，不肯为病人麻醉，他可知道，我等了将近两小时，三催四请才安排就绪，让病人可以动手术！我若是刻意想延缓，又何必大费周章？还真冤枉！
手术室忙着接下来的几个剖腹产，再查看这位病人的记录，最可悲的是，那位说好会去病房看病人的医生只派了个实习生代劳，说大概是因为药物，造成病人有这些症状，打算只是继续观察，直到今早，发现症状没有减退，才急着安排扫描。但愿结果不是像我刚开始时担心的那样。对于这一切，我只觉得有心无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不可能要越界去干涉其他部门的事，更何况手上还有一大堆病人等着麻醉。但我问心无愧，只是对一些人的处事手法，无法认同。对别人质疑我的工作，心灰意冷。但我不是为他而工作的。我累了，让这一整天的不满，再加上睡眠不足的半清醒状态折腾，只能靠着文字来整理情绪，然后随着思绪暂缓，躲进我能逃离现实的梦里。

不能被原谅的过错

才刚说要学会放下和原谅，就遇上了这样的考验。或许这样说吧，有些错是不该被遗忘的，它应该留下深深的印记，让自己永远不会重蹈覆辙。处罚，往往特别容易造成这样的效果。但最后它是否有意义，就得看受罚的人是否愿意悔改。多少人在受罚、挨骂时，会好好反省？大家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抗拒、不甘、愤怒，不是吗？

今早临时来个剖腹产，病人因无法取出胎盘而大量失血，一早就已叫产房派人到血库取血，等了快一小时，再查问才知道，那被委托取血的实习医生去了一个部门会议，也没把事情交代给其他同事。我快气疯了，这些人到底懂不懂自己在干嘛？手术室要血，就是紧急要务，不能耽误！就算无法分身，也要马上请别人代劳,怎么可以不了了之？！所幸失血速度不算太快，勉强还撑得住。

我很少压抑不住情绪，但若关乎病人安危，我就不会保持沉默。正在手术台上挣扎的妇科专科知道此事，那实习生自然难逃处分。这种事也不是史无前例，我真的不想历史再重演。受罚者若要恨别人，就证明他是个不负责任，无可救药的家伙，因为他的疏忽，我们差点赌上了病人的生命，罪大恶极！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处罚要可以起警惕作用，它才会有价值。人孰无过？只求这些新生们，学会如何权衡轻重，以别人的安全为前提，毕竟从事这份工作，我们就已失去了懒散和敷衍的权利。

这天--苏打绿

够深刻了吗来躺下吧
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
够尖锐了吗看我的疤
用温柔包覆勇敢给喘息的你笑脸
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
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眼
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
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
够痛快了吗我知道啊
躲在你利刃之内骄傲的自卑作祟
够鲜艳了吗血染的花
被你刺满的双手此刻擦乾你眼泪
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
我们看了编造的谎言就如此轻易
将彼此划成碎片
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眼
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
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这一天
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
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
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
曾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
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
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
就让现在过去
让我握你的手让你握我的手
彻底了解颤抖你会知道我
让我握你的手让你握我的手
彻底了解颤抖你会知道我
让我握你的手你会知道我
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
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这一天
透过我的眼泪看你的脸
自由是我们需要的特权
你笑了我笑了笑了这一天


特别喜欢这首歌
如果每个人都能如此，这世界会否更美好一些？
原谅所有曾伤害过你的人，在浩瀚的宇宙中探索的你我，无知地以为自己能紧握些什么， 在追寻的过程，伤害过别人，当然也曾受伤。我们都忘了这路的尽头，一切都将回归根本，既然什么都带不走，又何必播下怨恨`愤怒的种子给这个已是遍体鳞伤的世界，多添一道伤痕？

怎样才算公平？

已是凌晨三点，手术室里从早上八点开始运作，一直没有可以暂停的迹象。才刚抢救一位病人，来不及喘气，上司就在问是否已叫了下一位病人。当时我真的好想问她，再等个十五至三十分钟，是会怎样？其实，我刻意暂缓了传呼下一位病人，想先把这个才刚稳定的病人先送回icu才继续下一个手术，好让我们能趁再等下个手术的十几分钟内来得及小憩。我们累了，我真想告诉她，如果不是我那位伙伴累了，我相信他不至如此大意，没留心外科医生已不知觉地造成病人大量失血，让我必须离开自己的手术，去参与抢救工作。我不是故意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在病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只能这么做。才刚抢救成功，你好歹也让我们可以先整理思绪。
敢问如果你是那下一个病人，你会愿意有个神智不清的麻醉师吗？这么做对病人公平吗？可能就是那短短的十几分钟，对一个已因其他更严重的手术而被迫延后的病人而言，根本不会恶化病情，但对一个已无法正常思考的麻醉师而言，或许就因来得及充电，而改写了下一个手术的结局，下一个病人的命运！岂止麻醉医生如此，你可以想象由一个疲累不堪的外科医生操刀的手术，会有多大后遗症的机率？你可以认为我懒，在找借口不愿意赶快完成接下来的手术，导致更多病人必须重新禁食，造成那一直无法清算的“烂帐”，你不是一直都这么相信吗？你可曾想过，如果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你或你的亲人呢？这就是为何先进国的劳工制度，会限定员工能工作的时间长度的主因，因为我们终究只是人类，因为这才能确保工作的素质。我当然知道，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但长时间的过分耗资，对员工公平吗？对病人公平吗？我因习惯了得彻夜不眠，所以还能维持安全的清醒状态，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更何况这是一个需要团队精神的工作，就算自己撑得住，也得顾虑其他团员，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有严重的后果。
这行业，我们是依赖彼此才能生存，常自以为是的外科医生没了麻醉师，没了护士，没了手术助理，能对病人下刀吗？但病人永远只记得他们的外科医生，一般麻醉医生的心酸：在外科医生执刀时，是谁给病人止痛？当他导致病人失血时，是谁在进行抢救？手术结束了，他们离开了手术室，留下麻醉医生还在守候着病人，确定病人真正“安全”。但病人每次遇着麻醉医生还有意识的时候，就是那短暂的麻醉前较清醒的时刻。不是想邀功，因为不管哪一个专业，为病人服务，终究是每一位医生选择的使命，但每次看见那外科医生不懂尊敬别人，不可一世的样子，就很想喊冤。难怪在众多医学专业里，麻醉师属于较容易患上精神病的一群。而还不是专科医生的我们，除了得面对不通情达理的上司，还有外界的欺凌，真是哑巴吃黄连。

疯了

今天，原本只安排了一个手术，，结束后外科医生要求再加一个，若是普通个案倒也罢了，是个五十七岁的阿伯，第三次中风，因呼吸需要依赖机器，而要呼吸道上安置一个永久性的气管，前几次因急性肾衰竭，而延迟了手术，昨天证实换上心脏病，刚开始治疗。任何麻醉师都知道，这是个高风险手术。问题不在于手术过程，而是心脏血管诸塞，病情不稳定，换句话说，幸运则平安无事；若出了状况，最坏的可能是死亡。更让我懊恼的是，有必要冒险吗？为何不能等心脏问题稳定了再说？这不是一个紧急手术。于是，要求在外的同事与家属商议，并把风险直接告诉他们。我还以为，任何家属一听到有可能会死，就会打退堂鼓，原来人类可以如此残酷，家人竟然说，再拖可能又会出现其他变卦，若最坏的可能真的发生了，或许是因为他的死期已至。我在想，换成躺在病床上的是儿子，父亲会选择冒险吗？或许是我不够客观，但这样的反应，真的让我觉得家人想摆脱这个“包袱”。多讽刺的人生，有谁会知道自己会突然大病一场，成了被人嫌弃的包袱呢？其他人不明白倒也算了，外科`内科也对我们施压，心脏科居然把这手术列为低风险，还把药物终止，等手术完成后再继续，天啊！换成是他们的家人，他们会这么做吗？如果这是一个不能拖延的手术，麻醉师绝对愿意冒险，但这病人靠呼吸器持续呼吸已将近三个星期，并没有肺部感染，再等一个星期，绝对没问题。再加上医生不是家属的傀儡，这儿不是私立医院，就算他们坚持，我们也有权拒绝！因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高风险手术，医生应该以病人的安全为前提！
手术完成了，很幸运在手术室里他没病发，这整个过程，从家人的反应，到一些医生令人费解的判断和决定，只能说，让人心寒。。。

笑话

先是废除了值班制度，不需on call 外还能额外休假，也罢。接着是每月送上相等于on call claim 的所谓津贴，现在更离谱，周日若迟下班，还能有额外津贴，哈！难怪大家都说，想降职当实习医生算了。如果说政府要挽留医生，因此改善制度，为免人才外流，敢问为何只有实习医生该有这些特别待遇?有多少医生每天都早到迟退？在实习医生还在大摇大摆走入病房时，他们的上司已在开始巡房？他们的态度有问题吗？那些只在办公室·冷气房里纸上谈兵精明的高层，只知道办公室里接了多少家长的投诉信，说孩子过分操劳，他们在乎的不是如何提高或维持医生的素质，而是如何回应媒体和家长，如何减少负面新闻。
实行轮班制度以来，我从未从任何专科医生口中，听见赞同或称赞的话。部门主管个个摇头感叹，医科是一个需要经验累积的科系，缩短工作时间，等于降低医生的素质。实习医生，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但这也是我们武装自己，以便日后应战的关键时期。虽然很累，但不至于日夜不休。或许别人会说，我们都挨过了，当然能这么说，我想说，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才知道那段训练的重要性！
娇生惯养，斤斤计较，这将会是新制度所培育的产物的特征。我的部门里虽没有实习医生，却须常与其他部门的实习医生接触，只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据说是有很多“大人物”的孩子正在实习，追根究底，原来一切不过是一场政治游戏，有人在利用自己的权势·财势，为亲人谋利。然而，谁将会是最终的受害者？遇上这些神医的病人！这些方案为何会通过，为何可以实行？没有任何在职的主管会支持这样的方案，然而有谁会理会我们这些底层的不满？会有那么一天，或许就在那些精明的高层必须将自己或他们的亲人的生命交到这些医生的手里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觉悟。没想到，就连医生这样的行业，也让权贵如此操控，可悲可叹。。。

义诊

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就在街边的树下，开始工作。虽然没什么宣传，来做体检的人也有四十几位，就只我和一位护士，还好还能应付。
这是属于慈济的活动，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知道有这项活动，才自愿参与。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计划能多找几个志工，为更多人服务。目前只能为他们测量血压和血糖，再提供医疗咨询，可能等志工人数增加了，就能开始简单的“讲座会”。我不敢自认自己够格，但是面对普罗大众，不需要糖尿病专科医生来提供专业咨询，能给他们灌输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就已足矣。
要成立一个医疗团队，并非容易，更何况这是业余，没有额外付费的，但这世上总会有这样的人，我想这样相信。病人都是顽固的，说了十句就算只能听进一句，也总比没有的好，现在只能这样才能较乐观。
记得以前在马六甲的慈济，有中医及西医服务，也有药剂师负责分派药物。目前还不能如此，但量力而为，尽力就好，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值得深思的一段话

"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keep me going is that i love what i did.you've gotta find what you love...work forms the major part of your life,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keep looking and don't settle.as would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得开始和工作谈恋爱咯！

误会

原来，我误会了那位母亲。今天结束了工作，回到了前天的病房，看见躺在床上的那位病人，情况日益严重，肺部积水的问题尚未解决。我提醒自己不能生气，询问那满脸愁容的母亲，为何不允许医生插管抽水。她说，儿子的病情已严重了，我忍不住问她，难道我们真的撒手不理，什么都不做吗？站在一旁的姐姐说，她们曾询问病房的负责医生，他说病人情况不稳定，不宜插管，还好她不记得那医生的名字，否则我一定致电问明究竟。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当然，在家属面前，我们不宜“自相残杀”，可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不是家属拒绝，而是有位“神医”告诉他们不能插管。那母亲可能不明白，可是还有其他家属啊！可见主治医生根本没有主动接触病人家属，只选择相信实习医生的话，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不是病房的负责医生，尚能在完成职务后，试着想了解其中原因，希望能取得家属的同意，主治医生天天巡房，为何不能？如果我是那主治医师，一定会揪出罪魁祸首，把他狠狠训一顿，不懂装懂，害人不浅啊！

生气

很不想生气，尤其是在值班的时候，因为这不仅将影响自己的工作情绪，也很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昨天真的好累，一整天已经停不下来，还要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我有点压抑不住情绪。一大早电话就响了，说是内科有个病人需要紧急插管，到了那病房，获得家属同意后，一群病房的负责医生就随着专科医生巡房，所有该具备的仪器都没准备好，就丢下我和几位护士，也罢，那气喘的病人是心脏病患者，因肺部细菌感染，已需提升血压的药物，而他只有仅仅一个点滴，我真的很想骂人，但还能压抑怒意。

傍晚时分，发现一个普通病房的病人从早上有个同事检查时就有神智不清的迹象，需要插喉，没人采取行动，和病房值班的主管沟通时，她居然不知情，言语间有责备我的同事没有通知她的意思，天啊，这是你的病房，你的病人神智不清你在巡房时难道没有发现？当然，一切只成了心底话，有些话说了既会伤感情，也不会改变什么，何苦？我只是同情那位病人。

到了晚上，差不多同时接受五个referral，我好希望自己会分身术，这种状况虽不属于罕见，但也不常发生，既然发生了，也只能权衡轻重，先看了不能耽误的个案。我搁下了急诊室的两位病人，赶紧到内科病房看一位二十几岁的down syndrome 病人因肺部积水，其母亲拒绝让病房医生插管把水抽出，而越来越缺氧。我自认一开始就心里有气，因为这绝对是可以被避免的！更何况类似病人的呼吸管和一般人不同，插管会比常人更具风险，但我们别无选择。我简略地解释了程序，她坚持要与家人商议，已是半夜时分，没人接电话。情急之下，我只能说狠话了，说如果她不让我们这么做，儿子会死去等话来恐吓（其实也非恐吓，因为如果我们置之不理，这会是必然的结局），以为她会“就范”，怎知她还是冥顽不灵，拿着电话不放。我气得快爆炸了，也没时间去理会她的不安，看着她越来越疲惫的儿子，纠缠了近半小时，她竟然还不能决定。我只吩咐实习医生在她有了决定后才再通知，就匆匆到急诊室。忙着忙着，再有消息时已快两个小时，还好她儿子年轻，勉强撑得住，顺利插喉。下班后太累了，睡醒后有事到医院，查看电脑，发现她还是不许病房医生给她儿子插管子抽水。我无语，因为插喉后不把积水抽出，治标不治本，白费功夫。我想再见她一次，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母亲到底在想什么，她是否知道自己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会心平气和，为了她儿子，一个可以医治的病例，只有二十几岁的生命，多么可惜。

一分温暖--我一直在寻找的“human touch"

刚工作的第一天，就要回到icu值班。一如往常，若非病入膏肓，也不会住进深切治疗病房，一整个上午至下午都忙得团团转，不是这儿有个病人血压太低，就是那个病人心脏停跳，需要抢救。遇上了这么一个个案，一个六十五岁的阿伯，细菌感染导致肾脏功能衰退，需要洗肾，血压也得靠四种药物勉强维持，用尽了最强的抗生素，病情仍急速恶化。一开始我们仍不愿放弃，已告知家属病情不乐观，但我们仍在努力。一直到傍晚，发现瞳孔放大，病情毫无起色，上司才决定放手，我把家属叫到一旁，再次告知病人状况，为我们的无能为力而深感抱歉，然后残酷地，诚实地把他们的父亲将会死去的事实说了出来。这是身为家属者多不希望从医生的口中听见的话，但他们不但能接受，还感谢我们已经尽力。我允许家属轮流进来为病人祷告，并协助他们处理一些医生证明之类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在病人逝世后，有家属向我致谢。其实一切只是沟通上的问题，很多医生都以忙为理由，没向家人解释病情，没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而往往最让人不满的不是事情最后的结局，情况有多严重，而是他们毫不知情。icu 的医生和普通病房的住院医生在告知坏消息时，所用的字眼和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常直接说出情况，为的是不让病人或其家属抱着假的希望。而为何那些家人不在我说出真相后上前揍我一顿？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最茫然时告知病情，并愿意解答任何疑惑，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愿意和他们一起去面对生命的考题。所以，即使最后我们还是束手无策，他们还会对我们表示感激。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东西，不是他们的感激，而是和他们一起面对，在冷酷的命运跟前，传递一丝暖意。跨入这行业三年了，我必须承认在医学院的时候，教授就常说‘don't be too attached to ur patient'要我们和病人保持专业的距离，我一直都是如此，所以才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情，这是我首次觉得在工作里能找到一些温暖，希望这是个好的开始。

一个病人的故事

July 16, 1995
The Boston Globe Magazine


UNTIL LAST FALL, I had spen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my career as a health-care lawyer, first in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n in the private sector. I came to know a lot about health-care policy and managem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contracts. But I knew little about the delivery of care. All that changed on November 7, 1994, when, at age 40 I was diagnosed with advanced lung cancer. In the months that followed, I was subjected to chemotherapy, radiation, surgery, and news of all kinds, most of it bad. It has been a harrowing experience for me and for my family. And yet, the ordeal has been punctuated by moments of exquisite compassion. I have been the recipient of an extraordinary array of human and humane responses to my plight. These acts of kindness — the simple human touch from my caregivers — have made the unbearable bearable.

· · · · ·
DURING SEPTEMBER and October of 1994, I made several visits to the outpatient clinic of a Boston teaching hospital for treatment of a persistent cough, low-grade fever, malaise, and weakness. The nurse practitioner diagnosed me as having atypical pneumonia and prescribed an antibiotic. Despite continued abnormal blood counts, she assured me that I had a post-viral infection and didn't need an appointment with my physician until mid-November, if then. By mid-October, I felt so bad that I decided I could not wait until November 11 to be seen. Disappointed with the inaccessibility of my physician, I decided to seek care elsewhere, with the hope that a new doctor might be more responsive.

‘‘The rule books, I’m sure, frown on such intimate engagement between caregiver and patient. But maybe it’s time to rewrite them.’’
Kenneth B. Schwartz

My brother, a physician who had trained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rranged for an immediate appointment with Dr. Jose Vega, an experienced internist affiliated with MGH. Dr. Vega spent an hour with me and ordered tests, including a chest X-ray. He called within hours to say he was concerned by the results, which showed a ‘‘mass’’ in my right lung, and he ordered a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scan for more detail. I remember leaving my office for home, saying quickly to my secretary, Sharyn Wallace, ‘‘I think I may have a serious medical problem.’’ Indeed, the CT scan confirmed abnormal developments in my right lung and chest nodes.

The next day, Dr. Vega, assuring me that he would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to me whenever I needed him, referred me to Dr. Thomas Lynch, a 34-year-old MGH oncologist specializing in lung cancer. Dr. Lynch, who seems driven by the ferocity of the disease he sees every day, told me that I had lung cancer, lymphoma, or some rare lung infection, although it was most likely lung cancer.


Mimi Bartholomay, RN, MSN, an outpatient oncology
nurse with the author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Photography by Bill Greene / The Boston Globe

My family and I were terrified. Fo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my blood pressure, which used to be a normal 124 over 78, went to 150 over 100, and my heart rate, which used to be a low 48, ran around 100.

Within 72 hours of seeing Dr. Lynch, I was scheduled for a bronchoscopy and a mediastinoscopy, exploratory surgical procedures to confirm whether I indeed had lung cancer. Until this point, I had thought that I was at low risk for cancer: I was relatively young, I did not smoke (although I had smoked about a cigarette a day in college and in law school and for several years after that), I worked out every day, and I avoided fatty foods.

The day before surgery, I was scheduled to have a series of tests. The presurgery area of the hospital was mobbed, and the nurses seemed harried. Eventually, a nurse who was to conduct a presurgical interview called my name. Already apprehensive, I was breathing hard.

The nurse was cool and brusque, as if I were just another faceless patient. But once the interview began, and I told her that I had just learned that I probably had advanced lung cancer, she softened, took my hand, and asked how I was doing. We talked about my 2-year-old son, Ben, and she mentioned that her nephew was named Ben. By the end of our conversation, she was wiping tears from her eyes and saying that while she normally was not on the surgical floor, she would come see me before the surgery. Sure enough, the following day, while I was waiting to be wheeled into surgery, she came by, held my hand, and, with moist eyes, wished me luck.



The author with wife Ellen Cohen
and their son Ben

This small gesture was powerful; my apprehension gave way to a much-needed moment of calm. Looking back, I realize that in a high-volume setting, the high-pressure atmosphere tends to stifle a caregiver's inherent compassion and humanity. But the briefest pause in the fre netic pace can bring out the best in a caregiver and do much for a terrified patient.

The nurse left, and my apprehension mounted. An hour later, I was wheeled to surgery for a biopsy of the chest nodes and the mass in my lung. I was greeted by a resident in anesthesiology, Dr. Debra Reich, who took my pulse and blood pressure and said gently, ‘‘You're pretty nervous, huh?’’ She medicated me with tranquilizers, but that did not stop me from asking about where she lived, where she had trained, and whether she was married. I jokingly asked her how come she was the only Jewish doctor I had met during my time at MGH. When it turned out that she lived down the street from me and liked the sandwiches at the same corner shop, Virginia's, I felt comforted. She squeezed my shoulder, wished me luck, and wheeled me into surgery.

When I awoke, I was told that I had adenocarcinoma in my right lung and in several chest nodes — in other words, advanced lung cancer. I don't remember a lot about those hours, but I remember Dr. Vega's face with tears in his eyes. I also remember feeling very sad and scared.

A few days later,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Dr. Reich: ‘‘Remember me, your friendly anesthesiologist? I came by to see you this afternoon as my professional duty but also to express my sadness in hearing about your diagnosis. Your door was closed and there seemed to be a lot of activity, so I decided not to disturb you.

‘‘As I'm sure you know, we as physicians are taught not to become emotionally involved in our patients because then we would be continually devastated. But I guess because we had such a nice interaction before your surgery and because your life was one which I could relate to so well — being Jewish, professional, renovating a house, sandwiches at Virginia's, etc. — your situation really struck a chord in me. (Hey, maybe you can't even remember any of this because of the medicine I gave you, but hopefully you do...)

‘‘I was very impressed that during the fear and anxiety you were experiencing, you still maintained your composure, your sense of humor, and even thought to ask me when I was getting married.

‘‘So, anyway, as you told me, keeping your wife and son in mind will make you fight strong, and I know this to be true! I know that you have a very loving and supportive family who will help you through this as well.

‘‘Best wishes, and maybe I'll run into you sometime at Virginia's.’’

I had not forgotten Dr. Reich, nor will I ever forget her willingness to cross the professional barrier, hold my hand, and write thos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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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CLEAR THAT I WOULD soon begin a new chapter in my illness and undergo the classic treatment for such advanced cancer: intensive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followed by surgery to remove the tumors, nodes, and entire lung, if necessary. Dr. Lynch told me that this option presented the real possibility of a cure.

Over the next week, I had a series of additional radiologic scans to determine if the cancer had spread beyond my chest. These scans are incredibly scary: You are placed in a tube resembling a sarcophagus, with only 6 inches between you and the walls, and you may spend several hours inside, deafened by the clanging machine. And the scans always raise fears about whether more bad news is around the corner.

Dr. Vega or Dr. Lynch always made it a point, though, to relay results within 24 hours, so my family and I didn't have to endure the anxiety of uncertainty any longer than necessary.

The scans of my body, head, liver, bones and back were clear. I was relieved.

The doctors soon began an intensive regimen of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with the goal of destroying the cancer and preparing for surgery to remove my lung.

Before being admitted for my first five-day course of chemotherapy, I had a radiation-simulation session. During such sessions, therapists meticulously map their targets by marking your skin where the radi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I was asked to lie on a table in a large, cold chamber. The radiation therapist, Julie Sullivan, offered me a blanket and, mentioning that the staff had a tape deck, asked if I had any requests: I recalled my college days and asked for James Taylor. Listening to ‘‘Sweet Baby James’’ and ‘‘Fire and Rain,’’ I thought back to a time when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I faced was being jilted by a girlfriend, and tears ran down my cheeks. As therapists came and went, Julie Sullivan held my hand and asked me if I was OK. I thanked her for her gentleness.

After having a Port-o-Cath implanted in my chest — a device that allows chemotherapy to be administered without constant needle sticks in the arm — I was admitted to MGH in mid-November. During that and other hospitalizations, either my mother or sister would stay overnight, often sleeping in cramped chairs. When I awoke at night in an anxious sweat or nauseated, I would see one of them and feel reassured.

While doctors managed my medical care, my day-to-day quality of life and comfort were in the hands of two or three nurses. These nurses showed competence and pride in their work, but they also took a personal interest in me. It gave me an enormous boost, and while I do not believe that hope and comfort alone can overcome cancer, it certainly made a huge difference to me during my time in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my two chemotherapies, when I also received high-dose radiation twice a day, I came to know a most exceptional caregiver, the outpatient oncology nurse Mimi Bartholomay. An eight-year veteran who had experienced cancer in her own family, she was smart, upbeat, and compassionate. I had to receive fluids intravenously every day at the clinic, and while there we talked regularly about life, cancer, marriage, and children. She too was willing to cross that professional Rubicon — to reach out and talk about my fear of dying or, even worse, my fear of not living out my life, of not biking through the hills of Concord and Weston on summer weekends with my brother, of not seeing my child grow up, of not holding my wife in my arms. And she took the risk of talking about her own father's recent bout with cancer. I cannot emphasize enough how meaningful it was to me when caregivers revealed something about themselves that made a personal connection to my plight. It made me feel much less lonely. The rule books, I'm sure, frown on such intimate engagement between caregiver and patient. But maybe it's time to rewrite them. THE BEST MEDICINE
In my new role as patient, I have learned that medicine is not merely about performing tests or surgeries, or administering drugs. These functions, as important as they are, are just the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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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MY SECOND ROUND of chemotherapy, I was ready for the final stage of what we hoped would be a cure: surgery. Before this could happen, Dr. Lynch repeated my radiologic scans, to be sure that the cancer had not spread. He assured me that the chance of any such metastasis was remote — less than 5 percent — although it would be a disaster if it occurred.

The scans were endless, scary, and lonely. While members of my family stayed with me in the waiting rooms, they could not accompany me to the scanning rooms; the experience again was harrowing. But I felt my greatest fear while awaiting the results. After a week of tests, I had one last scan of my bones. I was concerned when the technologist asked to do a special scan of my back that had not been done before.


The next day, I called Dr. Lynch's office and asked his assistant, Mary Ellen Rousell, when I could come in to find out the results. She said, ‘‘How about this afternoon?" and then added, ‘‘You might want to bring someone.’’ My heart skipped. When my wife and I entered Dr. Lynch's office and saw his face, our hearts sank. He was ashen. He said that while all the other scans were clear, there appeared to be a metastic tumor in my spine. He explained that this meant that lung surgery at this point would be futile, since other metastases were likely to surface.

Dr. Lynch said that he could n ot be 100 percent certain that this was a tumor and that, because so much was at stake, we should do a biopsy. My wife and I wept openly — in part, because, looking at Dr. Lynch's face, we felt that he had lost hope.

I could not help but ask what treatment options were available, and he mentioned a drug called Taxol. Still being the lawyer, I quizzed him:

Me: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benefit from Taxol?
Dr. Lynch: Forty percent.
Me: How much do they benefit?
Dr. Lynch: They can get several years of life, although it is not a cure. And the median survival for patients on Taxol with your advanced stage of disease is nine months.

Nine months! My wife and I cringed. I ended the session by asking Dr. Lynch, ‘‘How do you do this work?’’ And he answered, in genuine pain, ‘‘By praying that I don't have days lik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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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GAN TO HAVE TROUBLE sleeping, and when I awoke, I was filled with dread and despair. I thought frequently of the observation of Richard Block, the founder of H&R Block, who had survived lung cancer after being told initially that he had only months to live: ‘‘I lived for five days without hope and...my life during those five days...was far worse than at any time during the 'horrible' ordeal of tests or treatments.’’

And when I contemplated not living to see my son grow up or not cherishing my wife for a lifetime, I thought of King Lear, who, at a low point, wailed:

I am bound
Upon a wheel of fire, that mine own tears
Do scald like molten lead.
I desperately needed to regain hope, and I needed Dr. Lynch to regain his sense of hope.

A few days later, I had the biopsy. Dr. Lynch met with my family to report that, indeed, after considerable searching, the pathologist had found small deposits of adenocarcinoma in my vertebra. It was now confirmed that I had metastatic lung cancer. Although my brother and my father, who is also a physician,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radical surgery on my back and lung to remove all the tumors, Dr. Lynch and the surgeons rejected this option because further metastases were likely to appear, and the surgery would be debilitating and reduce my quality of life at a time when my life could well be substantially shortened.

The clear treatment was more chemotherapy. Dr. Lynch again recommended the use of Taxol, with the hope of slowing the cancer's spread.

My wife and I were largely silent during the medical discussion. I asked my father and brother to leave so my wife and I could talk not facts and figures but matters of the heart. When they had left, I said to Dr. Lynch, ‘‘You told me two things all along: One, that you were aiming for a total cure and if that were not feasible, you would tell me at that time. And two, you would never, ever give up on me, never stop trying to fight, to extend my life as long as possible. Am I no longer on the cure route?’’

He looked somberly at us and explained that there were no known treatments to cure this stage of cancer.

‘‘And will you stick by me and fight to the end?’’ I asked.

He nodded vigorously and then outlined a number of state-of-the-art, experimental protocols from which I might benefit after Taxol.

And, leaving statistics behind, he talked of several patients who had defied the odds and lived for years beyond expectations. He advised that my goal should be to be here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and then the year after, and the year after — one day at a time, one month at a time, one year at a time. He mentioned several breast-cancer patients who had told him that they had relished their final years with their children in a way that they had never known before. It felt good to leave the medical talk and speak heart to heart, and it felt to me that he had regained a sense of hope — not for some magical cure bu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ding my life.

It was crucial to my wife and to me that he not give up hope. I understood his surprise and disappointment at the metastasis; in fact, as one friend suggested, his distress at that event was a sign of his caring about me and his involvement with my case. But we desperately needed him to give us a realistic basis for hope — and he had.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it is that we never know when, how, or whom a serious illness will strike. If and when it does, each one of us wants not simply the best possible care for our body but for our whole being.’’
Kenneth B. Sch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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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DAY, I BEGAN A NEW chapter in my fight. And once again, Mimi Bartholomay was by my side, monitoring my reaction and assuring me that most people tolerated Taxol very well. I had no allergic reactions, and I felt good that the battle was under way. I had hoped that maybe this could buy me time.

Time was now my best friend, since it could allow medical research to advance and doctors to find new strategies and maybe even a cure for advanced lung cancer.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help from my father, who has had a long and distinguished career in academic medicine, I began to explore potential cutting-edge protocols that could supplement or follow Taxol.

My father arranged a meeting for my wife and me with Dr. Kurt J. Isselbacher,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and director of the MGH Cancer Center. He is a small man with a large presence and piercing blue eyes, and he was surrounded by medical books, papers, and many pictures of his family. He was upbeat, telling us of protocols under way that showed promise in fighting metastatic tumors. Like several others, he told me a personal story that cut to the bone: A close family member, he said,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advanced cancer, which the attending oncologist had said was ‘‘very, very bad.’’ The family member had said to him: ‘‘Kurt, you have helped so many people in your life, can you now help me?’’ He personally treated the family member in that person's home with chemotherapy, and, 21 years later, that person is thriving.

Dr. Isselbacher offered to serve as an advocate for me, to work with my father and Dr. Lynch to find the most promising protocols. I told him at the meeting that while I had no illusions, I was deeply moved by his refusal to give up and by his abiding hope; I was especially affected because such hopefulness was not coming from a faith healer but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He had strengthened our resolve to fight.

‘‘I was especially affected because such hopefulness was not coming from a faith healer but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Kenneth B. Schwartz

As I grappled to maintain my hope in the face of the advancing disease, I was referred to Dr. Ned Cassem, a senior MGH psychiatrist who not only had had vast experience with the seriously ill but was himself a Jesuit priest. I had met with him once during my second hospitalization, and my memory through the haze was that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ith whom I had discussed death. I remembered that when I asked him if, when, and how I should say goodbye to people, he sai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wait to say goodbye; you can express your love and appreciation for people right now, every day.’’

After the devastating news of the metastasis, I felt the urge to seek out Dr. Cassem again, in part to ask if there was anything more I should be doing to help my son, Ben, cope with my illness or the eventuality of my death. I mentioned that several people had suggested I make a videotape for Ben but that I thought I couldn't do that. Dr. Cassem replied that every time we played or laughed together, we were creating building blocks, precious memories that will be a part of him forever.

I also asked him if he thought I should be doing more to prepar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n early death. He looked perplexed and asked, ‘‘Have you prepared your will?’’ I said yes. ‘‘Are your affairs otherwise in order?’’ I again said yes. ‘‘So it sounds like you are prepared. ... Remember, death is a minor matter. Living ... that's the challenge.’’

I then told him of the paradox that moments of great pleasure — playing with my son, snuggling with my wife, talking intensely with friends — also caused me great pain and tears. Was I depressed? Was this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He looked at me thoughtfully and said: ‘‘When you cry about your son, it's because he has touched you deeply. It's an affirmation of your love for him. When you weep about the joy you experienced with your wife or close friends, that's an acknowledgment of your love for them. That's not a bad thing. ...Maybe a day without tears has been a dull day.’’ I nodded and then could not help but ask: ‘‘Do you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prayer?’’ Dr. Cassem nodded. ‘‘Absolutely,’’ he said, ‘‘and your name is on my prayer list.’’ I felt warmed in his presence, by his wisdom, his common sense, and his spiri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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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MONTHS, I have had several setbacks: a bone scan that showed four to five additional tumors, and a CT scan that showed significant progression of the cancer in both lungs. The only good news was that it had not spread to my head or liver. I am pained, but not surprised, at the relentlessness of the disease, and I am straining to retain hope that one of the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may succeed where chemotherapy has failed.

For the first time, I recently mentioned to Dr. Lynch the idea of a hospice service and wondered how I might reduce future pain as the cancer progresses. Dr. Lynch answered that we were still a long way from that discussion, that we still had many avenues to explore, and that he remained as committed as ever to doing whatever he could to extend my life in a quality way.

Around the time of the CT scan, when I was feeling particularly dejected, I had an appointment with Mimi Bartholomay for an injection. She was running late, and as she approached me in the clinic waiting room, she looked harried. But as she got closer, she could see how unhappy I was, and she put her arm around me and directed me to a private room. I began to cry, and she intuitively responded: ‘‘You know, scan days are the worst. But whatever the results, we are not going to give up on you.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you and for you all the way.’’ I hugged her and thanked her for hanging in there with me.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it is that we never know when, how, or whom a serious illness will strike. If and when it does, each one of us wants not simply the best possible care for our body but for our whole being.

I still am bound upon Lear's wheel of fire, but the love and devotion of my family and friends, and the deep caring and engagement of my caregivers, have been a tonic for my soul and have helped to take some of the sting from my scalding tears.

Kenneth B. Schwartz died of lung cancer in September 1995.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he founded the Kenneth B. Schwartz Center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which is dedicated to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工作心情

在飞机上，翻阅了一本杂志，一篇有关著名发型设计师的专访，谈及她的工作，她说每天早上起床，她都会抱着兴奋地心情去上班。我自省了一阵子，怎么我没有这样的热诚？假日结束，该回到工作岗位了，心情反而是沉重的。即使没有放假，日复一日，机械化地操作，我的工作不曾让我感到兴奋和期待啊？！是麻醉科接触清醒的病人时间太少？是这科系不合适？是工作环境，对上司的不满，对“政治”的厌烦？工作应该是一种享受，不是吗？她说，面对挑战让她更充满力量；不知是否因行业区别的关系，不仅是我，就连工作经验比我丰富的上司在遇上难题时都会眉头深锁。因为很多决定，很多当机立断，赌上的可能是一个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我们怎可能感觉雀跃呢？难道这职业真的没有让人愉悦的空间吗？

和友人的父母闲聊。他们问说，这份工作，辛苦吗？我说，只要值得，就不辛苦。但为何我不快乐呢？为何我不对工作有期待的心情呢？是我觉得不值吗？焦点错了，如果工作会想获得上司的重视，公平的待遇，怎么可能快乐呢？但这是正常的，不是吗？我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满足感，所以我没有爱上自己的工作，我这样总结着。该怎样才能满足呢？或许我该问--自己的欲望究竟是什么，才能想办法填补这心灵上的空缺。人的欲望不外乎钱`权`情。钱嘛，能自给自足就成了；权，我最讨厌管理层乏味的工作，还有那副政治家的嘴脸。我觉得，我想要的，反而是最难得到的--情。我不喜欢自己的无情。曾有那么一次，接收紧急传召为一个三十几岁的癌症病人插管。已是第四期的癌症了，肿瘤压着呼吸管，导致只有一个肺部还能操作。我翻了病历，发现已有其它同事看了这位病人，与上司商议，决定不插管，选择不急救策略，换句话说，如果她能靠自己的能力活着，是个奇迹，如果不能，是命运。外行人一定不明白，为何这个医学还算昌明的世纪，居然会有由病人自生自灭的景象。这方策其实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实行--当你认为延续其生命等于延长其痛苦，医学或医院没有把病人治愈的能力，所以选择放手。但命运总爱弄人，有些癌症偏选上了较年轻的病患，让我们更难取舍。放弃吗？三十几岁的生命，多么可惜，看着喘不过气的病人苦苦哀求，该怎么说不？该怎么告诉那站在一旁，泪痕满面的丈夫，反正插不插管，死亡对于他年轻的太太是必然的结局？我心疼，但电话响了，又有其它的紧急传呼，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安抚。对于自己的无情，我无法释怀。医生不是应该给病患带来希望的吗？但我的科系，却让我一而再地面对这一切。记得有一次因资源的问题，我只好告诉一个内科的同事，筛选你的病人。我讨厌让人心力交瘁的无力感，让我快乐不起来的压迫感。我们不是上帝，别人的命运凭什么由我们来决定？

写着写着，我似乎找到自己不快乐的原因，我想在自己的工作里找到带给病人及家属欢笑的成就感，在面对不治之症时和他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无奈，我希望他们能了解我们已经尽力，也希望他们能继续相信，在能力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医生不会选择放弃他的病人。现实是残酷的，但总得去面对，有谁会喜欢？但总得有人去背负这样的使命，但我希望去面对的心情不再是无奈的，而是充满着使命感与成就感。

台北之旅

一个比预期更难忘的旅行。由抵达台北市的第一个夜晚，就对这个城市留下好印象。公共巴士（称为客运）由司机一人负责开车，为旅客处理认领行李等工作，坐在车上的我们，用不着担心行李会让人趁机领走-这可是一般的客运哦，在我国可没有这种服务。记忆中几乎每一家店铺的员工或是夜市小贩的服务态度，总结--赞！非常有礼貌，回到了吉隆坡，实在看到了非常直接的对比，去过台湾的人肯定知道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谈到公民意识，捷运不曾见过互相推挤的现象，大家都会守秩序；今天搭KTM时，又目睹天渊之别的现象，让我不禁怀疑究竟是别人的国家太进步，还是我国太落后了？或许是我不曾到过先进国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与别人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问题究竟是什么？要如何才能塑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再过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人民是否也能那么有文化涵养？购物`乘搭计程车，也没有让人敲诈，我在想，如果我是由台湾到吉隆坡观光的旅客，肯定不会对这里留下好印象。我国商家对游客的“额外关照”，还有那服务员让人印象深刻的服务态度，唉，我们有太多需要改进之处。台湾是一个会让游客想再回去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其名胜地，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人民对旅客的诚实和友善，让他们可以安心地享受整个旅程。

暂缓


终于告一段落，这几天来隔天值班的时间表，那倦意睡了一整天还是无法消除。他们的假日结束了，一切应该可以恢复正常了。我想我已经学会了放下，或许这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总不由自主地觉得，反正自己为了完成工作而尽心尽力，也是枉然，那些人也不会感激，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你`利用你。我明知不该为这些人而工作，却不知该怎么处理这种负面情绪。不愿意承认我追求完美，也不认为自己做事敷衍，我想我只是需要一个平衡点，别让自己那么累。至于那些人就随便他们爱怎样，只要我知道我还是应该为什么而工作就好。

十一年前，毕业典礼，发现这歌特别有意思。此时此刻，重听旧曲，百感交集--梦做了又碎，我停了又追，唯一不变的是那最初的目标。人生还有几个十年？我不晓得。荆棘密布的路上，我跌过`疼过`哭过`想放弃过，也不知道这是否正常，人活到了某一天，生命会空虚得仅仅剩下梦想。而梦想，是虚拟的，不踏实的，握不住的，对未来的承诺。如果对明天的寄望，是生命奢侈的消耗，我愿意这样挥霍。人们说，现在造就未来，活在当下才最实际，我非常认同，但想稍做更改--今天会变得精彩，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明天会更好。然而未来它真的存在吗？直到它变成现在的那一天，它始终是虚幻的，只是对它存在的信仰，让现在变得更有意义。

不为五斗米折腰

那天和上司、同事的闲聊，谈及身为公务员，应配合政府，随机应变，顺应时势。对于这样的作风，我无法认同。这种做事不够圆滑，坚持自己立场的处事方式，我已不是第一次得罪别人了。。。

深切治疗病房住进了一个遭抢劫，头部重伤的病人，院方通知说州务大臣会到访。我们一如往常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突然一群警察走进深切治疗病房，后面紧跟着一群记者。护士长每次遇见这种情况，就会急着传呼有关负责医生。朋友拉着我一同前往。。。但那群人根本不理会我们，那警官靠着床边，记者拼命照相，接着一群人一窝蜂地冲出深切治疗病房。我望着自己的上司，怒火中烧，如果我有权利，一定上前喝止。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位病人，他们以为病人是陈列品，病房是陈列室，可以随心所欲？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病人当下的状况如何对他们而言，重要吗？据说，是院长批准这些记者进来。或许，大家都没错，只是各自奉命行事。。。还以为只要不从商，就不需要参与这些政治游戏，看来我错了。

最讨厌那些vip或他们的亲戚入院。私立医院以利益为先的作风，众所周知；但如果你认为公立医院，是公平地对待每一位病人，这未必是事实。但不管那些人在玩什么把戏，也庆幸自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所以不需恭维这些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自己的病人。对病人的关注，是应该以其病情决定，而不是因其官位或经济背景。或许你可以说，我没身在江湖，又怎会明白他们的立场？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很多事都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先别说我这种不事权贵，经常得罪别人的人根本不可能位居显要，就算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机会，我情愿做个平凡，踏实却能无愧于心的人。

问天。问地。问自己


该来的还是来了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知道不能逃避
自问已经尽力
或许这已超乎我的应对能力
这风浪何时才得以平息？
我的信心和意念能否支撑下去？
就连自己也不能确定

如果我说 我累了
这世界是否会有空隙 让我喘气

如果我说 我想停了
时针它可会停止转动 让我躲避

如果我说 我受不了了
命运你会否大发慈悲 让我解脱

这是个何其苛刻的环境，没有人会在乎你是否不眠不休，没有人会理会你是否已尽心尽力，做得好是份内事，做错了每个细节都会被放大研讨。不顺心，我接受了，还来不及沉淀，就要步入下一个战区。工作表密得没有缝隙透气，那一天，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心已累得很不愿意，但脑里那严厉的意识却警告我，如果让情绪和过去影响工作能力，对今天的病人是不公平的，于是再度封锁了那烦人的情绪，把自己带上战场，机械化地操作。这是我自愿选择的环境，凭什么埋怨？我不怨，但我能不能也喊累？这时间表能不能有个空间，让我释放情绪？

你是器官捐献者？


为期两天的“器官捐献营”结束了，很累，但值得。一个生命结束了，在家属肝肠寸断的当下，要如何和他们讨论器官捐献的课题，实在太需要技巧了，但器官的功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衰退，我们是分秒必争，却又不能操之过急。我国人民对这个课题，能接受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因此这项工作变得更艰巨。在这个部门工作，和器官捐献扯不开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这过程有多繁琐。由血液检验，接触家属，证明病人死亡，再安排手术，安抚家属。。。之前，一有合适的捐献者，大家都唉声叹气；但如果能明白这累人的工作，对那些有需要的病人存在着多大的意义，再累也值得。一个器官，可以让一个人重生；一个躯体，可以救几条人命？听起来好像挺伟大的，但如果你是那病人的家属，在你刚获知噩耗，悲痛欲绝的时候，有人问你，想从你至亲的身上割去那些有用的器官，你能保持冷静，认真思考吗?有些国家，采取的政策，是人民必须说明不愿捐献的意愿，才能免除捐献，但我国政府的政策并非如此,所以我真心佩服那些参与这些工作的人。在毫无获利的情况下，去面对家属的抗拒·不解，甚至斥骂，为的只是那些和自己没有关系，但天天期盼奇迹的病人。或许，不是所有医生都为了病人而工作，但至少有些人是，能看见一些生命之火死灰复燃，就是自己最大的收获。

生日感想


这是个特别的日子，不是因为它原本是特别的，而是因为有人想要让它变得特别。
它是不知谁先开始定下的纪念日，但自从有记忆以来，人们总是这么庆祝的，所以它的存在变得理所当然了。
它不过是生命里的某一天，和其他日子一样，都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
我感谢这纪念日的创始人，因为它让我们在庸碌的日子里，偶尔想起某个人，在记忆中被遗忘的角落里。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果需要借口，它就成了最好的理由。
今天是特别的，不是因为它充满了祝福，而是因为它让我和捎来祝福的人重新有了联系，哪怕就只一瞬间。

基本要求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不知不觉，已快一年了，一年前，曾经有过明确的目标，却遇上了一些障碍，计划被搁置了。一开始的决心，早已消失无踪，几度迷失。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自己的意志根本不堪一击？
怨天尤人，不如怨自己。然而，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塞翁失马，或许是冥冥中另有安排。
我总在荒废岁月，一直在探索，不敢对未来寄望些什么，因为前景，它还在迷雾中，时隐时现。
模糊，这是形容我的当下最贴切的词汇。想要什么？这怎么会变成一个让我不知所措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想要什么？还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它为我设下的挑战？很惭愧，但不能否认，答案是后者。要入虎穴吗？我一再却步。还真希望这时候会有个人把我给推进去。犹豫，是因为缺乏自信，自信必须源自实力，而实力，是我最需要的武器。
如果这是上天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给我出的考题，我应该坦然面对，不再逃避。深入虎穴，未必定能夺得虎子，但不入虎穴，肯定不能。人生有着无限可能，我无法确定，这一刻的这个选择是对的，但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找不到，我真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态度去走接下来的路。

无所适从

那天，须要负责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在手术进行时发现病人心律数次出现反常的状况，虽不持久，却让我开始担心。那医生看起来有点挣扎，我大胆提出建议，毕竟尽早结束手术，确保病人安全才最重要，他有点不高兴，所以我向他道歉，再怎么说我都已跨越自己的界限。他好像很大方地接受了，笑着说没事。我以为事情已圆满结束了，隔天他传来一封简讯，把我训了一顿，说我没资格教他该怎么做，如果我真有本事，就该由我来操刀，还说是因为他很有忍耐力，才会容忍我的无礼，还叫我不要试着要挑战他的底线。我看完后觉得心好冷，回想他昨天的若无其事，再想到他简讯中的怒意。为何人竟能如此做作？我真的饱受这部门的闷气，这些人就是这么自大，完全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他真有他自以为的大量吗？据说我已是第二次对他无礼，而我完全不记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经过这件事，我对这人彻底改观。
简讯回了，我一向讨厌虚伪假装，却只向他道歉，也保证绝不会重犯，并说明我没资格干涉他的专业范围之内的事。或许是我措辞不当，但动机也是为了病人安全。为何我们不能同心协力为病人服务？人生就只几十年，背负这么多愤怒和仇恨，不累吗？倒是我觉得累了，但还好，问心无愧。

迟疑

曾一再地经过，那必须决定去向的路口
止步，犹豫，退后，绕道而行
以为逃避就可以得到解脱
原来不是的
它 是这迷宫中的主要关卡
没有通过考验者 只能接受淘汰的命运
面对吧 我何尝不知这是唯一的办法
东南西北 究竟该往何方
心乱如麻

公正-存在吗？


今天，发生了一件我的“工作史”上，最可笑的事。诊所病人人数少了，上司觉得我闲着，竟想扣工钱。当然，她没权这么做，只是这种半开玩笑的话，非常惹人反感。早到迟退，彻夜未眠时，可曾嘉许？加薪？简直是妄想。准时上班，未曾离开工作岗位，病人少了，凭什么怪罪于我？这种话，亏她说得出口。我不是为钱而工作，所以不会在乎扣钱，只是当一个员工自认尽责，却让别人这么诬蔑，就会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但这念头很快就消失--当然值得，我不是为她而工作的！就是这种要不得的使命感，让我继续俯首称臣。三个月才请一次假，还得让别人觉得我懒，真傻，及时行乐吧，干嘛总爱这样折腾自己？
谈到钱与权，今天听见另一件趣事，曾经有位vip的儿子拔牙，居然得让专科医生耐心等候那孩子甘心让医生打点滴，，全程由父亲大人陪伴左右，不能强迫他儿子。除非那孩子疯了，否则怎可能静坐忍受皮肉之痛？还真佩服当时负责手术的那几位上司。在我们立过的誓言里，曾说过不分贵贱，给病人平等的待遇，不是吗？这世界怎么老是得有灰色地带？我越来越不懂。。。

养儿防老


深切治疗病房，住了一个阿伯，应该五十几岁，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衰竭，需要长期洗肾，脚部溃烂，已经锯断，因伤口没有清洗，引起并发症，需要再动手术。据说，他并没定期洗肾，因为家人没空接送的问题。我是心里有气，养儿防老？这是在上个世纪才有可能会发生的奇迹吧？那天正好值班，就让护士把家属请来，商议手术的事，我决定保持客观的态度，或许背后有我们不知情的事，不能武断。于是我先询问他的儿子，让他先发言，他毫无愧疚，侃侃而谈，说家里没人能放下自己的工作，去照顾他的父亲，还指着他的父亲说，怎可能要他二十多岁的妹妹去扛七十公斤重的父亲到洗肾中心，接着说同意手术，他们已经尽力了，不能保证手术后，会定期洗肾，也不能保证能细心照顾伤口，不受细菌感染，如果这真是他父亲的宿命，他们也认了。我听完后没有想象中的愤怒，只是心平气和地以专业的口吻告诉他，手术会做，因为我们想为病人做最好的治疗，但若没有人愿意扛起照顾他父亲的责任，他肯定会不断因同样的问题入院，甚至死于并发症。他走后，我看着他躺在床上的父亲感叹，也不知道他前世今生造了什么罪孽，要遭此劫难。这不是绝症！而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并发症。脚锯了再锯又如何？始终解决不了问题。这也难怪肾科医生有时在面对这样的家属，会做出暂停洗肾的决定。因为洗肾中心的床位有限，何不把机会让给其他更想接受治疗的病人？
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有可能办不到吗？但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不便干涉。我察觉到他在言谈间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好像很害怕我会责备他。与其白耗力气和他争辩，不如想办法找些社工，能在手术后接送他父亲洗肾，并为他清洗伤口。至于这位年轻人呵，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父亲，因为我隐约觉得你还是有点良知的。但愿你会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别让他们日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突然。茫然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我仿佛已到达了一个点，一个不知所措的点。以前都是我在问别人对未来的打算；最近这反而成了我最想逃避的问题。于是，我决定要放假，虽然就只短短几天，能离开一下也好，心里清楚，是该喊停了。有机会逛书局，让一本书的书名吸引了-生命没有如果，拿起来后才发现，这是朋友之前介绍我看的一个部落格，同一位作者所写的。记得以前的我，总是很踏实的过日子，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我总这样对那些喜欢幻想的朋友说，完全不让自己有空隙去追悔任何决定，这反而有助于改变悲观与消极的态度，我发现。当下的我不爱假设吗？或许应该说，我不敢假设，可是生活也因此变得不知所措，因为少了梦想，少了希望。我就是这样犯贱的，总不能安于当下，开始觉得，是该去寻找一些新的刺激点，这是好事吗？我不知道。但如果我选择维持现状，五年后的我一样会在原地踏步，届时就更没有冒险的勇气了。这次的假期，有机会约了一些朋友相聚，闲聊间说了有关闪电结婚的事，朋友说我绝对有这样的潜能，我笑说若是遇到了对的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很多事情，常因一时冲动才会促成，人不能永远都那么理智，当然，结果是好是坏，也只能自己去承担。有时也会规划再过几年，想有些新的尝试，但我不能保证几年后的我还会这么想。或许，我接下来会有一些让别人以为我疯了的决定，我是说或许，因为当理智选择放任情绪时，就连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心思，我不是想当情绪的奴隶，但如果理智的意识过于强势，我觉得我又会裹足不前。管他呢，做了再算！

医者仁心

刚开始，只是因为无聊，想找部电视剧看看，厌倦了尔虞我诈，总在反映现实的港剧，就选看内地剧场。这是一部有关医生的故事，我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在观看，想试着了解中国的医药背景和医生的生活和我国的差异。它不像《house》，在炫耀多离奇病案与诊断，只能说它是老老实实地在叙述一些医学的理想，医生的生活，我们面对的种种挣扎，医院里常被隐藏的实况，这是它，令人感动的地方。但，里面很多治疗方案，都是错误的，电视剧追究只是戏剧，并不专业。
也不晓得它是否因为只是戏剧，而被理想化了，还是这世上真的会有那么多热情的，坚持自我原则的医生？可悲吧？这竟然会是个疑惑，而非信仰。我们都立过誓的，hippocrate's oath，在毕业的那一天。抱着满腔热情，踏入现实，它一天一点地冷却，所以你们才会感受到医患之间的那一种冷淡的关系。患者对医生的敬重少了，质疑多了；医者对病人的关怀少了，谨慎多了。为何要谨慎呢？那每天都在见报的医疗官司，媒体锋利的字眼，社会的不信任，叫人心寒，怎能不防？当然，不是所有医生都坚持自己的高尚情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看个人作何选择。
曾有位病人，七十岁高龄了，卧床十多年，所有关节都僵硬了，因肺炎入院，情况不乐观，喘得厉害，需要插管，那天我刚好值班，三点凌晨，内科部的同事让我去看她。确实，紧急插管是必要的，但这过程对她的风险较大，x光片所显示，也不确定是肺癌，还是细菌感染，于是我们和家属商议了三小时，一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说真的我还没遇过这么情绪失控的家属。我们解释了，再解释，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只是他不够冷静，不肯静心听我们的解释。医学不是万能的，我们都认为对一个这样的老人家进行插管，不仅过程有风险，就算真成功了，她能撑得了多久？能否活着出院？这些都是我们会考虑的因素，外行人不懂，还觉得我们是见死不救。相信医生的人，总会认为医生会为他们做最好的决定，而当我们觉得最好的决定是选择放弃时，如何与家属沟通，让他们理解情况，是很需要技巧的。毕竟，这是他们的亲人，说放手，谈何容易？我可以给她插管，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何须费三小时，和在闹情绪的家属，对牛弹琴？在这过程中，我确实有在想，自己真笨，自讨苦吃，搞不好还得让人投诉，给她插管不就了事了吗？但后来我说服自己了，因为我相信这是对她最好的决定，也是一种尊重。最后，那家属终于冷静了，也明白我们的说法，决定不插管。这时，我又想起已去世的姑姑，心脏衰竭，中风，意识却是清醒的，她总示意，不想活了，于是，当她再度心脏病发，我们选择了不抢救。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对家属和医生，都一样，或许是司空见惯了，我们总能表现的客观与冷静，专业化了，让家属觉得我们无情。那家属问我的一个问题，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想知道的，不是我们职业性地解释我们的决定，而是换成我是这病人的孙子，我会怎么选择。站在医者的立场，或许我应该说，站在这个年代，身为一个医生的立场，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只是说明一些程序的风险，好处与坏处，决定权交予病人及家属，换句话说，我们的立场是中立的。这是职业的需要，当然换成是个三四十岁的，有康复希望的年轻人，就不是这么处理了。所以，有很多灰色地带，很多不为人知的难处，是很难解释的，需要经验的累积，慢慢巩固自己的信念，去面对别人的不解。沟通是重要的，反正说了也不懂，很多医生就是因为懒得解释，才会引起家属和病人的不满。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专业的坚持，表现得冷酷，忽略了别人的感受，造成别人的误解，然而仔细想一想，这能算得上是专业吗?一个敬业的医者，是应该在合理的情况下，满足病人的需求，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哪怕是已经绝望的情况下，或许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点关怀与安慰。A DOCTOR RARELY CURES，SOMETIMES TREATS，BUT ALWAYS PROVIDE COMFORT。这是在医学生时期，就常听说的名言，我越来越明白它的意思，科学的有限，在人情与职业化之间的平衡点，一个医生应该扮演的角色。
很多时候，我们常会因对现实的失望，而认为对理想的坚持，是过于单纯的，但如果不去坚持，生活还能有什么希望？又该以什么心态去面对每一天？继续混日子吗？意义何在？往往就是因为不再坚持，我反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医生所面对的种种压力，不是靠混，就能得过且过的。站在今天的工作岗位上，清楚自己的责任，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专科医生，但我有我必须承担的责任，不能被妥协的原则，我们是立过誓的，我记得。

责任

又是一个无聊的mortality review，为何我会觉得无聊?它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检讨会才对，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是用一个生命换来的经验，无论死因是否属于“能避免”，重点是要找出预防的方法。但一般上，它都会被变成别人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指责场面。这次我不能躲开，因为我得代表我的部门，成为其中一个presenter，尽管我并没接触过这位阿伯。
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一向都是宿敌，在很多医院都是，曾有位外科医生朋友说，她只想和自己认识的一位麻醉医生打招呼，就马上让自己的同事制止。麻醉医生一向都不会讨人喜欢，而且拥有很大的“权势”，他们说得取消手术，外科医生不能说不。但在我们的医院，情况是相反的，我们常常倒过来让外科医生欺负，因为我们的老板较喜欢做个“好人”，受罪的当然是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无权发言，只能埋头苦干。
这位阿伯是手术后，死于心脏病，一箩筐的病史，八十的高龄，我们把这手术列为高风险，但在手术期间及复苏观察，病人情况稳定，结果只送回普通病房。可笑的是，外科医生居然怪罪麻醉医生为何不把病人送入icu,为何没有麻醉医生到普通病房去看这位病人。我倒想问一问，外科医生，就不是医生？外科医生就只需要会动手术？他们就不应该知道如何诊断并急救心脏病病人？这有多荒唐！出事了，不懂自我反省，只想着要怎么怪别人。最可笑的是，他们居然问高风险手术同意书，应该由麻醉师或外科医生给病人解释，而当我们认为是双方时，他们竟然不高兴，认为麻醉才是造成高风险的主因。天啊，哪有麻醉师会在病人不需要手术时给病人麻醉？手术是谁要做的？倒把责任给推得一干二净的。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会以病人的利益与安危为前提，而不是在乎究竟谁应该背负较大的责任。
研讨会结束了，我对这种态度，无话可说。。。

学艺未精


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世界？从一开始的疑惑`挣扎，到现在修成的装聋作哑，还以为自己真的免疫了。这些可笑的人呵，我冷眼旁观一幕幕上演的剧情，越是造假，越是讨人欢喜，我同样是不解的，只是已学会了接受和不予理会，偶尔也会纳闷，这通俗的作风，精湛的演技，无知的影迷。这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何大家都爱听自己想听的，看自己想看的，完全不在乎真相？有时，也只能自我安慰了，凡事既已尽力，天知，地知，自知，足矣。人性有多难懂？想装糊涂，才真需要修行。很多事又何必揭穿？看得太清，岂非自寻烦恼？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看来还是得好好修练才行。。。

世界末日

最近看个综艺节目，聊到关于世界末日的课题，它真的会发生吗？天晓得！有一阵子，我也曾这样地多虑，甚至失去了斗志，反正明年也快到了，我又何苦天天沉溺于工作？反正到最后结果也都一样，何不及时行乐？于是我开始懒散了，不再那么执着了。。。
现在我却想，如果它真的存在，会在什么时候呢？那时的我还会存在吗？可笑吧，连自己的末日都不知何时，居然还为世界末日操心？明天你还在吗？下星期，下个月呢？无常啊，这就是人生！如果让你选择，你可想知道？懂了又能改变什么呢？生命是一本奇怪的小说，它的结局早已拟定，不容更改，我们只能去编写开端以后，结尾之前的空页。
我再也不愿顾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不重要了。积极把握当下，每一天，其实就已经是一份恩赐。

心灰意冷

此事虽与我无关，却令人愤愤不平。如此政策，怎能怪人不愿为政府效劳？他已行医至少五年了吧，三番四次申请继续深造，却没被录取，嘴上不说，心里难免会联想到可与肤色有关？做事尽责又如何？很少放假又如何？我们就是活该比别人付出十倍的努力却不能得到相等的报酬。。。所以，我打从一开始，就不想抱着期望。我的上司曾问我，为何要考外国的考试，我只说国际承认的文凭，将来参与国际慈善机构受录取的可能性较大，更重要的原因是，想等政府给我机会深造，是遥遥无期啊！非土著生来就注定要靠自己，清醒些吧！
听说他突然辞职了，在大学录取名单正式公布了以后，这决定把大家吓了一跳，可惜啊，白白流失了一个人才。但也难怪，他盼了那么久，别人却捷足先登，怎可能不绝望？希望他会有更好的际遇。而我也好像被当头棒喝，别傻了，还是老老实实地筹考试费，计划自己的下一步吧。

ORDER

今天，我的上司命令我做一件事，自从加入这部门，已有一段时间没人刻意强调“命令”这词汇，我反复思索，我看起来像是一个会抗命的人吗？记忆中，好像没尝试过。他是一个常会小心措辞的人，我有点惊讶，也没多说什么。后来回想，也问心无愧，只是有点困扰，因为出乎意料。我太诚实了，我的坦白赢得了一些人的信任，却也让一些人不知所措，或许得罪别人而不自知。
想让别人做一些事，有很多方式，智者，总有办法让人为他鞠躬尽瘁。记得曾有一位上司，在我值了夜班后，向我道谢，这也让我惊讶，因为我只是在尽本分，即使不眠不休，也没什么好谢，但他的一句道谢，却让下属甘之如饴，难以忘怀。
活了二十几年，我还学不会如何说不，一般上都是有求必应，究竟是我哪些行为会让这位上司必须命令我做事，真叫我百思不解。算了吧，我非十全十美，很难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偶尔也会想，为何总该讨人欢心，而委屈了自己？有位法师说，吃亏是福，顺便套句我小学校长的口头禅“做人不妨傻一点”，就当作是在积些福报吧，来弥补我前世今生所造的罪业。

坏人

他已在深切治疗病房一星期了，病情毫无起色，每况愈下，依赖着药物和机器在延续生命，我们又遇上了同样的窘况，拖下去，前路茫茫，好起来的机率近乎零；留下来，每天持续同样的治疗，情况恶化-不抢救政策，不会增加其他药物，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在等死。问题在于，你要让他继续拖，不知何时死？还是抽离所有令他还能一息尚存的药物，让他马上死？如果他生于五十年前，我想他早就去世了。。。这是何其困难的决定啊，明知停止药物，他必不能支撑多久，这和杀手何异？但继续药物，拖拖拉拉，届时对他的家人只会造成不胜负荷的身心与经济负担，而他也只会继续处于昏迷状态，更重要的是，病床有限啊，还有好几个更有希望的病人等着床位。。。另一难处是，家人虽表面上已能接受情况不乐观的事实，但要他们决定是否要把病人接回家中等死，会不会太残酷呢？总得有人扮演坏人，总得有人扛起这责任。。

药物停了，电话拨了，叮嘱家属不用太赶，小心驾驶，不到一小时，一切就告一段落了。。。看着我进退两难，最后还是狠下心肠，我的老板微笑着说：“welcome to my world",这就是在深切治疗病房工作，免不了的责任。。。希望这样能结束你的痛苦，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安息吧，阿伯，愿你能往生极乐。

底线


没到这些诊所赚外快，也不知道原来这些病人是这样的。在医院，一令吉，包括了诊疗`医药；在这些诊所，病人居然还能讨价还价，随意在药单上删减，然后又会投诉治疗无效。最气的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药剂师”居然不告知医生，自己更换药物。我发现后，已暗自决定，绝不再踏入这诊所。虽然这不是我的诊所，他们爱怎么做，我管不着，但我有自己的专业操守，不能容忍别人任意更改我的专业判断。更讨厌的是，那人竟静悄悄的吩咐病人，若不见好转，记得来见这诊所的“主治医师”。既然对我不信任，又何必找我？哈！可笑啊，这些普通科医生治不好的病人，到最后还是得来医院求医，甚至有很多都来迟了，但他们为何会得到病人更多信任？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总有很多时间去建立并维系病人与医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于是，当我们这些临时被找来当替工的，一旦用药有异，就开始被质疑了。站在专业的立场，我不愿对别人的医疗判断置评，也无须为了那些无知的“信徒”动怒，但别人随便更改我的药单一事，绝不能容忍。

what's your comment?


终于为家属和手术医生安排了见面，他匆匆赶来，好像很不耐烦地和家属解释，因为他觉得之前已解说多次了，不了解为何他们还是有所不满。会谈结束后，我和自己的上司对望，他问我：我what's your comment？。我只说那手术医生太急躁，言语间透露着你们不是医生，我怎么详细解释你们也不会懂的意思，若我是家属也不会满意他说话的方式，我的上司微笑点头，说他终于明白为何那医生虽声称自己已解释好几次，家属还是搞不清状况。
他们绝对有询问的权利，身为医者，当已无法治愈病人时，如何与家属沟通，澄清病情，告诉他们最坏的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往往是我们唯一还能做的事。或许你扪心自问，已竭尽全力，但我们的责任并不止于此，病人虽已昏迷不醒，但他们还有日日守护在外，刻刻忧心如焚的家属，又该怎么安抚？又想起那句话-a doctor rarely cures,sometimes treat,but always provide comfort. 老板，我想我懂了，一个尽责的医生，除了关心病情，手术多成功，治疗多有效外，不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环--病人和家属的心。

语塞

七点钟才走出深切治疗室，步伐却一点也不轻快，因为心情是沉重的。老板要我向家属解说病人危在旦夕的情况，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照理说应该没问题才对。不料，家属虽能接受病人病况不乐观，却想知道病因。他是因手术后，病情突然恶化而进入深切治疗病房，真正原因，就连手术专科医生也无法解答，我又能怎么回答？这其中夹藏很多复杂的因素，基于职业操守，很多事不能随便乱说，所以最好是请家属亲自询问有关负责医生。无论如何，我确实觉得有关医生对他们亏欠，欠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也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为他们做的事。

硬起心肠

原以为在深切治疗室数月以来，已能接受不抢救政策的概念，当它发生在一个意志清醒的病人身上，才知道自己还不够无情。她已是年纪不轻的阿婆，百病缠身，以药物和科技虽能延续她的生命，但想活着走出医院，重见天日，应该也需要奇迹，所以我们才选择放弃。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神智不清，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这只是少数罕见的病例。看着她血压偏低，明知还能做点什么，却只静观其变，延长其生命，等于延长其痛苦，只能如此说服自己。曾走入深切治疗病房者都知道，那是个充满忧郁气息的地方，有住了好几个星期，已丧失求生意志的病人，也有很多神智不清，依赖药物与机器苟延残喘者，当然也有正在康复中，恨不得能早一秒离开这病房的人。

曾经有一次，我告诉一个家属，病人将被送入深切治疗病房，他应该觉得欣慰，他诧异，还好没揍我，哈！须知道那是一个病人最有可能获取最好治疗的地方，在病床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常须筛选，较有可能痊愈者，较年轻者会获得优先考虑。试想若深切治疗尚无法将病人治愈，普通病房又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所以，它既是弥漫着低迷`绝望之处，却也是充满着最多希望和生机的地方。

尽管再不愿，也不得不自认能力与资源有限，茅盾啊，我不确定病人本身的求生意愿，他们很可能也觉得生不如死，偶尔我总会暗自期盼奇迹，希望他们能撑过去。

真的假不了

这是个何其复杂的社会，当你在面对一个人时，不管是熟悉的，陌生的，你是在面对着重重心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于你是否有能力跨越这些墙。我曾经也筑起了这些墙，言行举止都十分拘谨，不知为何，现在的我，反而自己拆下了这些围墙，坦荡荡的面对造访者，反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偶尔觉得有趣的是，我的诚实与直率，反而吓着了有些人，好像孔明摆下的空城计，曹操反而步步为营，不敢侵犯。

或许没错，这样是很危险的，但我的人生却因此轻快了许多，不像以前一样瞻前顾后，多愁多虑。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让它变得如此沉重，装着那么多秘密，那么多武器，防备？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有武器，那我会选择坦然，作为我的兵器。一来，我无愧于心，更不须提心吊胆，害怕别人有一天会拆穿自己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坦诚”就是让“虚伪”最不知所措的武器。前卫生部长坦白承认自己的私生活的事就可以证明，当全世界以为他会设法否定时，他就偏认了。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但转念一想，总会有人认为他敢作敢当，是个可以信赖的领袖。

我懒得去想，反正我就是坦诚相对，至于该如何应对，该怎么说，怎么做才能让他们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又不失体面，就让他们自己去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静观其变，常会冷笑，人性，不过如此，我不气，没有什么对错，只是没几个人，会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如此而已。

可悲


又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宣告病人不治后，和外科医生聊天，大家都一致认为，这只是另一个因延误治疗，而造成的收场，假如那病房里的医生和护士能多几分警觉性，假如能尽早抢救，结局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在内科病房里病重的病人太多了，在习以为常的情况下，对于一般人可能会造成惶恐的血压，对这些人而言，却能处之泰然。这是正常的吗？或许我该问，这是应该的吗？我们归咎于环境，但追根究底，事在人为，环境因素自然不可忽视，愿否出淤泥而不染，决定权在于自己。我也常感觉有心无力，以前在普通病房，有很多有待改善之处，让

我常觉得自己杯水车薪；现在虽也常觉无奈，却是因已束手无策。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或许该问那些人，你在乎你的病人吗？你可曾想过，这个人也是别人的父母，是别人的爷爷奶奶？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时也会很气，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反正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人孰无过？我也曾犯错，至今仍历历在目，不敢忘却。有人虽时隔多年，还常提起，我还真想告诉那人，看看这些后起之秀，他们才真的有能力杀人，你若再不加以调教，到了你年迈多病时，为你送行的，很可能就是他们。把自己的懒散合理化，做事敷衍塞责，悲剧怎可能不重演？

原点

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这个熟悉的交叉口，十年前到过的地方。怎么选？那时血气方刚的我，固执地选了我要的方向，当下面临的，是这路上另一个分叉路，又到了要仔细思考的时候了。我大概确定路向，但这是不足够的。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还没做好准备，我能否先不想这个问题?五月要赴考吗？怎么我竟开始犹豫了？麻醉科？内科？麻醉部门的老板，尝试游说我，是因为人手不足的问题吗？还是他真的觉得我可以胜任？这可是难度数一数二的科系，重点是，我是否真的喜欢？现阶段而言，我只能说不排斥，但还不至于爱上它。。。真的必须马上选择吗？烦透了。。。

对自己的承诺

我能不能说对一个人心生厌恶，说我涵养不足也罢，我想让自己放肆一次。我也不怕你会知道，反正那是事实。终日怀疑自己的下属，你难道没察觉很多人已经不满？还是你从不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大家早已麻木了，只有我这样的新丁才会在意。最讨厌别人怀疑我偷懒，因为这是连我自己都无法接受的行为！你可以笑我笨，现阶段而言，如果我比你更有实力，也不会成为你的下属，但当我比别人早到迟退时，就无法接受这样的质疑。我再也不会低声下气，对你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和同事聊及为日后与你共事烦恼，他们劝我祈祷，希望你会有好心情，我说，管你是什么心情，我不是为你而工作，只要我对得起我的病人就已足够，你爱怎么想，随你，心情好坏，与我无关！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我不是你想的那么笨，你也没什么了不起！

记事本

2011 年初，院方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记事本，我在想，会在里头记录些什么东西。我每一天的自我反省？还是应该写下通往梦想的里程碑，像个备忘录，警惕自己别空口说白话。又或者让它空着，等待2012的取代。真傻，人生是该有个大概的规划，但无须费时多作猜想，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让自己的每个当下都是在清醒的状态，就可以了。至于如何运用这记事本，我想，让它成为自我反省的笔记簿，最有意思。

缘分


今天，在诊所里，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华人，发现在这个地方，华人遇上了华裔医生，脸上总会有种欣慰感，可能是对同族的信心，也可能是少了沟通的问题。他们总是特别多疑问，像是想把之前面对其他医生有口难言的种种疑虑，全都消除，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很乐意解答。她临走前，送了一本慈济的刊物给我，乘有空时翻阅了，其中一句特别有意思--“关怀，是一种艺术，所谓关心，是真实的去理解它的发生和结果，是打开心门去发现它的存在价值。我们对于生活周遭的一切，是否都付出了关心呢？”惭愧，好像已经很久没那么做了。记得几个月前，在急诊室值班，已经凌晨了，来了一个不是急症的糖尿病人，累了一天，一开始我还真的很气，哪有人半夜三更，为了这种微不足道的问题求诊？压抑着我的急躁，我告诉她如何控制血糖，如何改善饮食并要留意自己的脚部，只不过用了五至十分钟的时间，她竟感激不已，说患上糖尿病十几年来，从没人告诉她这些，并答应一定会听我的吩咐。
我有点惊讶，我国的医药制度，真的这么不着重病人的教育吗？我国的医生，真的忙得没办法多抽五分钟吗？政府医院真的比不上私人医院吗?其实不是的。正如我常说的，我国病人总认为医生改为他们的健康负责，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可能，应该有一个专为病人提供资讯的小组，我们有专为糖尿病人而设的诊所，见了医生后，病人还得见营养师，还有眼科医生替他们检查。问题是，人数太多，在应接不暇的情况下，只好让他们到普通诊所。该怎样提升一般诊所的服务，和制造更多教育群众的机会，才是最重要的。政府医院有着很好的医生，其服务却总令人不满，我想最大的原因在于很少人愿意抽时间，和病人聊天。很多人想要的不是药物或手术，而是医生的安慰和解答。
曾有个上司这么告诉我，“listen to your patient,you'll learn from them”。
在这个部门，诊所的病人不多，我们常有很多时间和病人聊天，也遇上了很多他们应该问其他部门的医生的问题，问及为何他们不问有关部门的负责医生，答案一般都是--不敢，或是，他没解释。这是谁的问题?除了提醒病人记得发问以外，或许更好的建议是，在向病人解释后，加上一句“你有问题想问我吗？”。最近遇上一些蛮有意思的话--it isn't how much we do but how much love we put into what we do that matters;love isn't what makes the world goes around,love is what makes the ride worth while
医者，除了医治生理上的问题，更重要的任务是，安抚病人的心啊！

2010

十多年前，在通往茫茫前路的交叉口，面对更多的未知数，我仅有的筹码，就是那股不认输的精神，对梦想的执着，我终于做到了，命运善待我，让我更相信，只要愿意努力和坚持，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
十多年后，站在半途中，我反而松懈了，冲劲少了，信心动摇了，是年纪的增长？是现实的洗礼？我说，人怎么活着，竟活得不知自己想要什么？是什么让我停止追逐？而我，又凭什么放弃?
分心，我不再只专注于寻梦。生命太无常，很多事若不及时做，到最后可能会后悔莫及，于是我贪心了，一次一次想捉住更多，于是我散漫了，像阿斗一样，乐不思蜀，于是，梦，它越来越模糊了，躲在似有似无的角落里哀泣。如果有人问我，后悔了吗？我不。这两年又四个月的人生所经历的种种，不后悔。鱼与熊掌，怎可兼得？很多事想做，却无法兼顾，结果全都做不好，这是我在2010年结束前，给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评价。在某些角色上，我可能不及格，但不至全军覆没，还能欣慰。平衡点，谈何容易？
成年了，我不能好像学生时期一样，只专注于学业，扛起了其他责任，自愿的，不由自主的，我都不想失职。在生活的挑战跟前，我没有打算当逃兵，只是担子重了，脚步慢了，谈及梦想，感觉有心无力了。
就算所有原因和理由都成立，我想重回寻梦之旅，也需要一个方向，于是我给了自己三年的期限。抽离所有莫须有的，愿上天保佑，能给梦想一个完整的交待。

内疚

做了一件我以前不会做的事--向另一部门的小上司投诉他的下属，因为那个人做了一件会伤害病人的事，让我发现了，我不希望会有历史重演。以前的我，极可能只是亲自告诫那人或叫别人提醒他，但这次让他的上司知道的原因，除了希望他能得到教诲外，也想告诉那部门的人，看好你的下属，请别再做出这些害人害己的事了。大家也曾处于同一个位置，我不是想仗势欺人，只是有时这些人没得到教训，就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无辜的病人。有点为自己一时脱口而出的话语，感到愧疚，虽没直接责备，这算不算是在背后中伤他人？非君子作风。在这一方面，我承认自己的过失，是涵养不足的问题吧？以病人的利益为前提，那人这次可真的测试了我的底线，唉，还得多多修行才行。只求那病人能平安就好，早日脱离险境，愿上天保佑。

寻梦--起点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FACE BOOK 上遇上了大学同学，聊着就聊起自己的梦想，原来这世上会有这样打算的不止我一个，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会和我志同道合的，竟是他。曾有当无国界医生的想法时，向好友提及此心愿，她不能参与，一开始有点失望，然后决定了要孤军作战，现在发现我并不孤独，真好。我一直都相信着，在这世上各个不知名的角落一定会有同道中人，只要时机对了，就能相聚，然后一起努力。
想起来还真惭愧，两年了，我不曾好好充实自己，是有了不少实习经验，但还没到达能融会贯通的水平，原因只有一个--懒。这不是不能克服的，我知道，是看我的意愿和决心而已。学如逆水行舟，因不进，而退了好多，过去的都算了，为了梦想，我不能允许自己再颓废！you can't continue to be ignorant to your stupidity and inadequacy of skills and knowledge,pls work harder,for the sake of your patients.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期许。三年，msf,就这么约定了，再等我三年！

祝福

今天，那可怜的妹妹终于离开深切治疗室了，替她开心，虽还真有点不舍。离开前，要替她打点滴，一般六岁的孩子不哭闹才怪。我只告诉她，会有点痛，要她别动自己的手，她点头。没料到她只哭了一下，真的没把手抽开。真叫人心疼，多乖巧的孩子啊，还是应该说，经历人生巨变者，总会特别坚强。九天前的一场车祸，把她的爸爸送入天堂，妈妈重伤，而她除了脑部积血外，大腿骨折。六岁的孩子，未来还有多长的路，孩子啊，愿你早日痊愈，愿你人生的路，别再有那么多劫难，愿你平安，健康。

人性，不过如此

答应帮某人代班，是因为她说家里有事，需要时间处理。怎知事情突然得以延期，她拨电给我，首先是很诚实地告诉我她在那段时间其实是有空的，接着说如果我要把夜班交回给她，她不会介意。我有点哭笑不得，本来就是她应该值班，我是因她有事才答应代班的，既然没事了，我若要把夜班交回给她，反而要她不介意，好像是我欠了她的。人性就是这么可笑的，她因过不了自己那关，而对我坦白，又极不愿把从我手上得来的假期交还给我。我只说，我也不介意多值一班，要她自己决定。虽然我明知她会怎么选，可是有时我就偏要看，究竟有几个人会真的不愿占别人便宜，只是几乎每一次，都会失望。这不是什么大事，对我而言，就当作是多一个学习的经验，但让我再一次看清没有多少人会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尽管它本就不属于自己。换成是我，就会对当事人说，让我亲自值班，不用麻烦别人。吃亏，是一种智慧，很多人笑我傻，但我因不怕吃亏而得到了自在，心安理得，就已足够。

荒唐

有时，真的很难相信，身为别人心目中，应该品学兼优的医生竟能这么蛮横无理。我想，这么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也太过分了吧，全世界必须迁就一个人。只为了她一个人的喜好，搞得其他部门的人必须重新调整，最可恨的是，院长也向她低头。老板都保持沉默，我们又凭什么抗议？就算你是专科医生，在医院里工作是需要团队精神的，这种不尊重别人，欠缺专业态度的人，根本不值得别人尊重。还好她不是我的直属上司，真是太应该庆幸了。



生活的素质vs生命的长短

今天，随着同事到脑科深切治疗病房巡房，那脑科专科医生一见我们，就兴致勃勃的要我们看其中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脑部因血管问题而多处缺氧，导致脑细胞死亡的病人，她的右脚也因血管问题而可能需要进行切除手术，膝盖以下已经发黑，留着也只是等着细菌感染。为何会说“可能”需要手术?我的同事只说会知会我们的上司，其实大家都知道，动手术不是不能，只是有必要吗？看过她的脑扫描报告，就知道再多做什么，也不会改变她的生活素质，徒增她的痛苦。是加入这个部门以后，我才明白这道理。以前，听到竟然有“WITHDRAWAL"这种方案，我吓了一跳，身为医生，怎可以选择终止一切治疗，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但现在我终于懂了，当我们已尽了全力，还是毫无起色，与其苦苦执着，何不选择放手？往往固执的不是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病人，而是他们的家属。这不难理解，执着，是因为爱；但对于有些病人，放弃，是因为真的很爱。前些日子姑姑的事，就是例子，第一次中风入院，再加上心脏问题，医生已决定，若病情恶化，会采取"不抢救政策”，她挨过了第一关，清醒后半身不遂，躺在病床上的她，总以手语致意，说她不想活了。如果你要责备医生为何选择放弃，可否先设想换成你是那病入膏肓的病人，若还有为自己决定的权利，是否会选择苟延残喘？身为家属，扪心自问，你的执着，是为了自己害怕失去的占有欲，还是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当然，我们不会随便把病人归类为“无可救药”，面对这类病例，常需要家属的谅解。记得之前在急诊室时，关于面临到灾区救人的情况，在人力与资源欠缺的时候，策略是，需要积极抢救的较严重的伤者--放弃。优先权必须让给最有可能生还的人。这就是生命！血淋淋的决策，面对千夫所指，总得有人背负这样的使命。。。

organ donation campaign

今天，参与了医院里的器官捐献活动，用了大概半天，觉得有点无聊，是一些人在说一堆道理，结果发现，全州已签了死后器官捐献协议的只有两人，还真想知道那在台上振振有词的人，是不是其中之一？
这本来应该很有意义的活动，却让人觉得无趣，更不会让人有想即刻参与的冲动。让我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一位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说整个过程的内心挣扎，的确，接受器官不是没有风险的。器官受排斥，可以发生在手术桌上，导致病人马上丧命，也可能发生在一小时后，一个星期，甚至一年后。不冒险，则必须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冒险嘛，也可能死得更快。生命的素质与长短该如何取舍，只有当事人才有权利去决定。
每个人在出生以后，每一天都在走向自己的坟墓，一步一步逼近，而死了之后的躯体，就会经过一定的处理方式，随宗教，随个人意愿或家里的经济能力，至于那精神会否依然存在，就要看生前造化了。但如果能在遗体被处理之前，把还有利用价值的器官或组织取出，让失明的人得以看一看这世界，让肝病的小孩可以延续生命，为何要在意那死后是否有全尸？
我国人民可能对这种想法很排斥，所以器官捐赠者的人数，比起其他先进国，还差太远。有人突然逝世，要游说家属，又谈何容易？想在六至十二小时内成功说服家属，并取出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更是一项艰巨的考验。然而这一切会变得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伟大的活动因欠缺了解而产生的抗拒心理。一个已无法挽回的生命，有让别人重获新生的能力，从而延续好几个生命，人生就是如此巧妙的，死亡它究竟象征着结束还是开始，由你去选择。

自己跌倒，自己爬

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考试，这能否算是我第一次不及格？如果说是大型的，重要的考试，应该是吧。考得最没把握，因为准备得最不充足的一次。但，我还是经历了整个过程，由面对它时的忐忑，面对成绩时的不安，虽然明知奇迹出现的机率会是多渺茫。最后还是看了，在我确定了自己接下来会怎么办之后，才有面对它的勇气。我会放弃吗？轻言放弃，太不像我。我会后悔吗？我选定了这个科系，就不会后悔，也没打算退缩。这次报考，好像有点投资的感觉，目的是想要开始，因为我太清楚自己，如果不缴考试费，肯定到今天都不会翻书，就当成是买一个机会吧！在考场里，考题很坦白，我很惭愧。很多人不以为然，我怎能用三千零吉去赌，但我不会解释，我就是想这么做，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看法，只要我觉得值得就可以了。朋友笑我，怎么非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有多烂，这些年来，自知有多懒散，却没有一个刺激点，来告诉自己，要开始努力了。每天都一样，照常上班，实习和技巧，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上，已能胜任，但若要更上一层楼，就需要更稳固的知识基础，是我目前最欠缺，却又无法战胜懒散和自甘堕落。考完后第一个感触是，我该读书了，怎能这么烂呢？好了，整理了思绪，就要行动了，这不是末路，它是一个开始，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车祸

这是我第一次在手术室内做掌上压，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半夜两点的车祸，除了飞车以外，还会有别的原因吗？我不懂，但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推进手术室时，血从耳鼻喉不停流出，输了九包血，还是急救失败。掌上压是非常考体力的，因为手术桌和身高比例不对，干脆就爬到桌子上按，很累了，明知机会渺茫了，还是继续，只因为你就只有十七岁啊！血气方刚的少年们，能否珍惜生命？你可知道你的父母有多难过？是天意吗？很多意外是可以避免的。。。对于你，我们真的没什么亏欠了，安息吧。其他的公路使用者，最近交通意外特别多，请小心驾驶，避免人为的悲剧。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二十多岁的母亲刚生产后，隔天早上，昏倒在厕所内，据说是上厕所时伤口爆裂，失血过多，马上启动"red alert",麻醉师`妇产专科被急召到产房，病人血压低得无法测量，血管找不着，推入手术室，就开始急救，两小时后，宣告不治。产妇逝世，是很轰动的，在检讨会上，没有任何细节会被放过。据说，她刚生产还没到六小时，临盆时间是在凌晨，产后已被送回病房。发现下体流血比一般多，告知护士，但护士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通知值夜医生。产妇产后流血是正常的，可能那护士是这么以为。以前在妇产科时，若护士通知我病人产后流血，我一定马上检查卫生棉，若真的失血过多，就要马上找出原因，因为孕妇或刚产后的妇女一旦流血，会比一般人又快又多。通常较有经验的护士会对这类投诉格外警惕，尤其当病人已不是第一胎，她们会知道正常失血大概会有多少。可怜新生的孩子啊，你怎么就注定得不到母爱呢？至于那不晓得是粗心还是懒散的护士，如果还有良知的话，应该会觉得内疚吧？工作了两年，对这种工作态度早就麻木了，我没有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去骂他们，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白费唇舌。曾经有病人问我，怎么医院里医生都在忙得团团转，他们却能坐在椅子上闲聊？我说，他们才是老板，我们只是奴隶而已。医生不是护士的直属上司，照理说，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工作伙伴，所以我从不会对他们施号令。不能一竹竿打翻整船人，在任何环境，都会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只是如果他们占多数，那该有多好。这是有人失职，可以避免的悲剧，有时很想问他们，如果这事发生在他自己亲人身上，他又会有何感想？那护士报告有那么重要吗？那想趁机偷懒的欲望就不能抑制吗？这是一份需要奉献与牺牲的工作，病人和她的家属的命运都交到我们的手上，怎能不慎？悲剧酿成了，道歉有用吗？内疚，是一辈子的。我们不是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但既然选了这职业，就必须自己调整。我不是想埋怨，事情发生了，再追究又能改变什么？但对我们，是一个教训，一个警惕，一个绝不该被重复的错误。

放手，因为爱


接到姑姑再度入院的消息，再加上掌上压和电击，送入深切治疗室，就知道最多只能再撑一两天。赶往新山的途中，接到了她去世的消息。我好像特别冷静，因为她终于得到了解脱。到了新山，和表哥表姐们处理了殡仪馆和棺木的事后，前往太平间领尸，我很镇定，可能习惯了，把这当成一般个案处理，还提醒我家的心脏病病患，别太激动，若有不适要马上告知。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要好好活着，照顾还活着的人，是我的责任。看见姑姑的遗体，她好像格外安详，至少不像表姐所说的因呼吸困难而挣扎，她的心脏功能已经衰竭，哪怕是随便移动一下身体，都可能累得像刚跑完一百米。

上次突然中风后，发现了心脏衰弱的问题，医生已决定若再心脏病发，就不再抢救。残忍吧？站在医生的立场，若延续生命，也只是让病人苟延残喘，而目前医学与科技也无法扭转病情的情况下，我们常会劝家属，让病人“安然逝世”。“安乐死”是不合法的，我们不能致死，但能在家属同意下，采取静观其变策略。很多人不懂，其实掌上压和电击是很痛的，用身体的重量，压在一个七八十岁老太太脆弱的肋骨上，偶尔骨折了还是继续。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家属的立场上看待这问题。我知道就算救活，也只是徒增她的痛苦，试想一个原本四肢健全能独立的人，突然瘫痪，加上心脏衰弱连呼吸都费力，她还清醒的时候，就已有想死的念头。然而说放弃，谈何容易？必须放下对她的执著，告诉那医生停止治疗，原来是需要这么大的勇气。她的儿女最终还是决定了，因为很爱，所以放弃。

谈及那“长生店”的老板就有点气，好像很理直气壮的说一大堆道理，漫天开价，明知家属一般不会讨价还价，就趁机赚一笔。还真想告诉他，真正孝顺的孩子，是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好好疼他们，而不是在死后，为他们办壮观的葬礼，让这些人趁机敲诈。每个生意人都想赚钱，但不懂适可而止，我觉得是对这行业的不尊重。

晚上七点，和尚开始念经，我不知道他们在念什么，但也双手合十，在心里祈求，愿姑姑能放下执著，到那个叫极乐世界的地方，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这是我接到消息以来，第一次释放，那情绪。。。可能是我不太喜欢在别人面前哭泣。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只请了一天“紧急假期”，离开时抱着表哥表姐们，我匆匆道别，试图隐藏快滑落的泪水，一直到上了巴士，熄灯后，所有的不舍和怀念才占据我的思绪。人与人的接触，在彼此生命里留下痕迹，深刻的也好，浅浅的也罢，一直被记取的或已经遗忘的，在此时此刻总会格外清晰。她是幸福的，有着疼爱她的子女，相信她心里明白。是因中风而瘫痪在床的那几个月，才较折磨，现在也总算结束了，愿她能离苦得乐。安息吧，亲爱的姑姑，把所有恩怨全都撇下，只带着我们慢慢的爱和祝福，到西方去。。。

认命


你的不予理会，曾一度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在无理取闹，人类贪婪的欲望，是否真的那么永无止境？要怎样，你才会明白？要怎样你才肯珍惜生命？难道我应该让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尽管健康会是最终的代价？难道我真能做到一走了之，置身事外？现在我把话说穿了，就不会收回，如果情况不会改善，我会逃离这个地方。就当我很懦弱吧，我厌倦面对这种无法扭转，咎由自取，让我倍感无力的结局。是我杞人忧天？是我蛮不讲理？是我一厢情愿地背负干涉别人自由的罪名。你说你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用不着我管；我说，好吧，那我不管，我都不管。

痛定思痛

这场考试，考得必须公告天下，为了想多请几天假。开始工作了，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考得怎样了？我很老实地回答。。。这次，我是有收获的，所以成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为了考试而读书，原本就不是我的作风，但因临时抱佛脚而被迫如此，就算能侥幸过关，对我而言，我还是失败了。整个考试的过程，是挺折磨的，因为我必须面对自己还要加倍努力的事实，那考题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痛斥我这两年来的懒散，漫无目的地随便混日子。我惭愧不已，但知道只有行动才能证明我会痛改前非。回到了工作岗位，一连串的挑战，我疲累得没有时间整理思绪，我会努力的，但我需要一些时间。这次这个教训是贵了一些，或许是上天的旨意吧，我想，一切都会值得的。。。

专业？无情？


这一趟难得的南下之旅，除了考试，就是要探望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姑姑，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是我一直没请假去看她。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她会一见到我就哭，不晓得该怎么反应才好。没料到表哥表姐们都和以往一样热情款待，或许大家早已习惯了，面对再艰难的考验，日子还是要继续。。。
一见姑姑，我倒是吓着了，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真的消瘦不少，半身瘫痪，插着鼻管，躺在床上。工作的这段日子，中风的病人见过很多，但这次是我真正见到中风给病人所带来的折磨。是我对病人不够用心吗？我想，是我一直以来，已很专业的医生身份来对病人，没有加入太多个人的感情，所以不容易感同身受。我没有哭，还替她做检查，带表姐为她买痔疮药和止痛药，我是不是已理智得近乎无情？在大家都茫然失措之际，总要有人冷静处事，但如果这事发生在我父母身上，我就不会那么冷静了。。。见到姑姑，我没有想哭，但看见表哥表姐们无助，心疼的样子，反而让我觉得难过。。。
人生也太无常了吧？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事，可以在一瞬间突然毫无意义。。。及时行乐，别浪费生命，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为生命创造更大的意义，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关于。。。意义

考试测验的不止是自己的知识，很多时候也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抗压性·耐力，这次六小时的考试结果如何，不难猜测，虽然成绩有待揭晓，但一切已成定数。无论如何，我必须说，它让我学了很多。这次，让我觉得最无助的，就是我突然觉得找不到必须坚持的理由。对我而言，目的地虽然重要，但若选对了方向，能否抵达终点也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我常常很注重自己的态度，而那时的我不晓得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次的考验。

或许最大的问题，在于我选错努力的理由，于是当这坚持突然动摇时，我才会如此茫然失措。又回到我问了自己很多次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医生？哈，还以为这问题只是在自己还未选科系的时候，才得面对，没想到工作了两年后的今天，还是要问同一个问题，是我动摇了吗？不，是想借着这次机会，纠正自己的态度，换句话说，是想换一个继续奋斗的原因。当初，医学系是我个人的选择，爸要我当药剂师；妈希望我能成为牙医，是我义无反顾地选了这一份工作，其中的主因，就是它很有挑战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对挑战的热爱越少，想过较安定的生活。以前碰到自己不会的病，就会很好奇，甚至会觉得兴奋，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就会很自然地依着“惯性”去处理，对其他的可能性反而不会多加考量，变得不够客观，碰到较难处理的个案，偶尔会有想逃避的心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但绝对是要不得的态度。

我常告诉别人，我有一个梦想，要到贫困和灾难区服务，这才应该是我努力的原动力。既然从一开始，我选择这一条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那为何我会选择把努力的意义归附予他们？家，对我而言，是重要的，它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但谈及事业，我就应该很专业地不涉及私人情感，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考验。身为医者，我必须冷静处事，因为我必须对病人负责，如果我让自己的情绪问题影响判断能力，就太不专业了，那我还有什么资格成为医生？

这场考试，考得我身心疲累，却让我再度检视自己-我想说，我不是来赢的，我是来学的，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已获得很多。找到了对的态度，再重新出发，这是不是上天刻意为我安排的考验？

迷失

在这条路上摸索了整整七年，由一个懵懂无知的医学生，直到完成了最难挨的实习阶段，我曾想过放弃，但只有那么一次，不是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是父母关系不好，差点闹离婚的那一段时期。我最努力的时候，应该是在印度的那段时间。回想起来，我的努力，面对所有压力的唯一原动力，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和一直都会支持我的家人。每一次考试，我都要求自己，别让父母失望，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应该努力，为什么不能放弃。但面对这次的考试，本来我是抱着尽管希望渺茫，也要全力一搏的态度；现在，我却找不到应该支撑下去的理由，一切突然毫无意义。。。

无奈


下星期考试了，还以为一觉醒来，心情得以平复，可以开始复习，其实不然。是没有像昨晚一样面红耳赤，似疯子一样乱喊，是的，我已经不是在说话了，这世上，除了亲人，应该还没有其他人能让我情绪失控至如此程度。气得我声嘶力竭，也要继续吼叫，他也真带种，居然还不挂电话，好像很有道理似的编造更多借口，回想起来，我也不明白为何对牛弹琴，我还要这么劳心伤神。
这次的考试是我自掏腰包，跨出成为一个专科医生的第一步，本来应该算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现在觉得这一切突然毫无意义了。我是一个最失败的医生，因为我居然没办法让我的亲人明白照顾健康的重要性，平时劝病人，他们不听，只能让我觉得失望，久而久之，也懒得再理；自己的亲人不听，一开始是心疼，接着只觉得累，我可以置之不理吗？真的很想置身事外，一走了之。我知道身为医生不该感情用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与冷静，庆幸我今天不用上班，不用面对我的病人。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医生的责任只是提醒，在病发时找出病因，提供治疗，你能不能也对自己负责任，能不能不要那么固执，能不能试着明白没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懂，才会想阻止，因为我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就不能再怎么样了，你到底懂不懂你们的一意孤行，让我觉得多无奈？万一出事了，就会像昨晚一样把责任推给我，因为，我是医生，他的病情应该问我。你真的有把我当医生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届时我们也会束手无策，你懂吗？你这不长脑袋的东西！
那么生气又能怎样？皇帝都不急，这才最让人心痛。。。我想我会放弃，放弃我的执着，反正我再怎么坚持，也不会改变什么。记得我曾有这样的想法，只要病人愿意求医，我是不会放弃的，但如果他不愿呢？有些事是可以避免的，就好像糖尿病病患只要能控制食欲，准时吃药，就能延迟后遗症的产生，但有些人偏爱自找麻烦，我又能怎样？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由自己去决定，请为自己负责。

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明白？？？

刚和弟弟大吵一场，我总是如此不中用，明明理直气壮，却总是先掉泪泄气。太生气了，气得我已开始用吼叫取代说话。很久没和他吵了，这次是为了太不懂珍惜健康的爸爸。该说的说了，结果没变，我再也不想理！我不懂，有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也不懂他在和我吵的时候，是否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我只能祈求，我害怕的事别那么快发生。他们都以为我在杞人忧天，我只是知道，如果情况持续，一切只是早晚的事，但我又能怎样呢？我想远走高飞，眼不见为净，一些事情是有些人咎由自取的，对类似病人，我不会觉得同情，但自己的亲人选择如此，我觉得痛心，有心无力，为什么我身为医者却无力阻止，为什么就算我再怎么解释那些人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总要等到为时太晚才追悔莫及?我狠狠地给了他一句，如果将来出了事，我是不会原谅他的，绝对不是气话。

是是非非

最近在事业上好像总扯不开是非，很想安静的，好好工作，不想再给那些人任何回应。如果这是一场政治游戏，我能不能自愿退赛？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有我自己想争取的东西，但愿时间可以给我，我想要的与世无争，片刻宁静。。。

偏向虎山行

矛盾，彷徨，不知所措，是我这一阵子最常有的情绪，狠狠地睡了一场，尽管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想要放肆，什么都不理。醒来之后，反而不觉得内疚，清醒多了，好像知道该怎么面对了。可能是这一觉，补充了我两个星期的睡眠不足，让我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清醒时处理不了的压力，唯有在睡眠中得以释放，没想到，挺有效的。
投入了新的工作环境，还有太多的不熟悉，需要时间来适应，已报名的专业考试，已迫在眉睫，我分身乏术，无法两者兼顾，所以倍感压迫。突然想起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或许这就是我暂时的出口。在应该做和想要做的事情之间，我只能选择前者，因为不负责任的自己，是我无法接受的，可我却对等着去乱答考题的感觉，非常反感，毕竟，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看来，只能鞠躬尽瘁了，在仅有的时间里，做最基本的准备，然后，希望会有奇迹，无所谓了，我已经尽力了，大不了下一届再接再励吧。就算机会再渺茫，我也不能放弃，这是我对自己不能再妥协的要求。

何去何从？？？

一种莫名的彷徨，反复地侵袭我自以为筑好的心防，接下来还能怎样呢？明知自己并非主宰，却又抵挡不了这总乘机偷袭我的疑问。听说我的名字已在某部门里被公开讨论了，却不知是否已成定局，也不知下个月的我会身处何方，最怕是拿不到假期去考试，又怕进了太忙的部门，没办法临时抱佛脚。唉，也太多顾虑了吧？一切都还是变数，该反抗，争取我想要的部门？该置之不理，祈求并相信上天会为我做妥善安排？该妥协，不管去哪儿都演好自己的角色？最近有个挺有趣的笑话，大家总会问，明天做什么？（值哪一班），有同事会很风趣地答说，明天还是当医生。哈，很可爱，我觉得很有意思，医者行医，是终生职业，管他值哪班，管他，明天我会身处何方？

算是毕业了吧？


拿到执照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可以捞金了（LOCUM）哈哈！好像有点堕落，和那种全心全意为病人的理想似乎有点偏差。其实不然，当MEDICAL OFFICER 与HOUSE OFFICER对我而言，最大的差别，在于赚外快的权利，否则，我一样是为病人尽心尽力，只是工作范围稍微扩大，责任稍微重大而已。我没办法在这转换期前取得假期，看来放假又会变得遥遥无期了。有时真的很累，很想停下来喘一喘气，可是医生哪有资格说累？

暂留急诊室，很快就会不晓得给扔到哪儿，九月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试，希望还有机会可以为考试准备。一开始老板要我留下时，还真有点沮丧，但反正都不可能改变，为何不全心把它做到最好？我知道的，离JKNT 采取行动的日子，也应该不远了，随便吧，反正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要改善自己，做个我想要的我。如果我之前只是个懦弱的遵从者，可别吓着了，当我会长期留守一个地方，我就会有自己的坚持，不会轻易妥协，敷衍了事，是我不能容忍的。

失望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医生犯错，怎可能会有人说-无所谓，从错误中学习？错了没关系，有几个医生会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对病人坦白？昨夜，没心情做事，一直在担心一个病人，自己忽略了一些事，很怕因此害了别人。那位阿伯没有因治疗，减少疼痛，让我对一开始的诊断起了疑虑，一直觉得，会不会是我们忽略了什么，把这事告诉上司，他却不以为意。拨电告诉接收这病人的主治医师，她说会跟进，傍晚去探病时，发觉他的病情并没有改善，而他们还是延续一样的治疗。担心了一整夜，还好今早探病时，他的病情已经稳定，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发现，我的上司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原来只有我在提心吊胆，害怕自己判断错误，他好像完全不须负责。我的焦虑并不是多虑，我只能这么说。对那上司有点失望，和好友聊起这事时，她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会这么想，我却坚持，这是一个医生对病人最基本的责任，第一个条件就是--do no harm.就算你真的错了，也要想办法弥补，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也应该觉得愧疚，并确定不重蹈覆辙。结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态度，我没办法替别人决定，只能坚持去做我认为对的事。行外人，别以为医生不会错，他们不是圣人。阿伯，真的很抱歉，我很幸运，这次没有判断错，我下次一定会考虑更周全，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原你早日康复。

previously,recently,currently still one of my favourite

celine dion - if that's what it takes


When the storm rises up, when the shadows descend
Ev'ry beat of my heart, ev'ry day without end
I will stand like your rock, I will bend till I break
Till there's no more to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I will risk everything, I will fight, I will bleed
I will lay down my life, if that's what you need
Ev'ry second I live, that's the promise I make
Baby, that's what I'll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hrough the wind and the rain, through the smoke and the fire
When the fear rises up, when the wave's ever higher
I will lay down my heart, my body, my soul
I will hold on all night and never let go
Ev'ry second I live, that's the promise I make
Baby, that's what I'll give, if that's what it takes

温暖

意外重逢
在那摄氏二十度的深切治疗室里
她用她那母亲似的，暖暖的身躯
把我抱在怀里
寒暄
我在那瞬间才感觉到
近期让自己深埋心底的委屈
原来
有人疼的时候
才会恢复知觉
强忍不想让人看见的泪水
在独处的车厢里释放以后
面对盼着我的父母前
赶紧在刚擦干的脸颊上
挂上我自以为
最若无其事的表情